臨近2018年的結束,香港政治低氣壓越見嚴重,先是泛民主派兩次立法會補選的落敗,失去分組點票否決權,甚至憂見以往單議席單票制下泛民必勝的慣例失效,後有朱凱迪鄉郊代表選舉「DQ事件」後,建制派已急不及待考慮進而彈劾其立法會議員資格,在議會全面落入建制手中,還未計及建制派現可任意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議會路線可謂越走越難。在外,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等9人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街頭抗爭路線成本則越來越高。
因此,在本土民主運動處於低潮之時,要抵禦北京對香港一國兩制的侵蝕,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顯得格外重要。可惜的是,每當提及國際社會監察,香港人往往聯想到「外國勢力」等負面字眼,但忽略了香港作為國際大城市,港人在思考中國因素以外,亦必須重思國際因素。
近日民主黨涂謹申到美國出席國會情報安全論壇、香港眾志的周庭及羅冠聰亦到華盛頓會見國會議員,泛民主派應邀到外國訪問本是常見,值得留意是,同場出席國會情報安全論壇的還包括民建聯周浩鼎,周浩鼎亦透過會議上與當地商界領袖及美國議員交流,並他向對方解釋朱凱迪鄉郊代表選舉「DQ事件」。因此可見,即使建制派如何視國際因素為「外國勢力」,還是認同香港作為國際大城市,無法否定國際社會監察的存在。
當討論國際社會監察,《美國—香港政策法》(《政策法》)可謂近期較多人討論的相關法案,若細閱《政策法》內容,涵蓋範圍亦牽涉到出入口管制、文化、科學和學術交流等的經濟文化範疇,因此《政策法》的影響,不單是國際社會政治上就香港一國兩制的實施發表意見及監察,而且還有隨後的經貿考量,例如較多人討論的「改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獨立關稅及特殊貿易地位」。由於《政策法》的存在,美國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美國對敏感科技產品出口到香港的限制,就遠比到中國寬鬆得多,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出口管制,取得先進科技的重要渠道。
若國際社會認同一國兩制在香港得以落實,將視香港為政治、經濟政策與中國不同的地方,承認香港作為一個單獨的關稅區並繼續享有貿易優惠。相反,一旦《政策法》報告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受到侵蝕,一國兩制失效,將令國際社會重新審視香港的狀況,甚至取消原先因香港區別於中國而來的貿易優待。因此,《政策法》不單是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政治監察,而是具有其實質的經濟意義。這就是為何建制派須重視國際社會監察的原因。
如上文所言,在北京的壓迫下,議會與街頭抗爭已失去原來效果;要維持香港自治,減緩被侵蝕的速度,實在需要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在這個脈絡下,如美國落實《香港人權民主法》,將有助於守護香港自治。即使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不可能瞬間改變香港局勢,但香港人要守護一國兩制,維護自身所信奉的核心價值,香港人也必須思考國際因素,連結國際社會進行民間外交,以更立體的策略抵抗北京政府的壓迫。(本文獲香港《蘋果日報》和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為《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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