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專欄:29年血跡已風乾 許多史料卻還沒浮出來

傅國湧    2018年06月04日 07:00:00
時光遠去,血跡早已風乾,歷史留給我們依然是深深的傷慟。(湯森路透)

距離1989年29年了,那一年發生的一切早已進入歷史,只是許多歷史的真相還沒有呈現出來。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第六版)第四十章《天安門廣場的武力鎮壓 1989年6月3—4日》,大陸版刪掉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譯本還可以讀到。

 

細讀這一章我發現徐中約先生的有些判斷不夠中肯,與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一些史料之間就頗有衝突。比如他說:「趙紫陽受他在中國社科院的顧問和四個『智囊團』的影響,希望把日益增長的學生力量拉攏過來,加強他對抗保守派的地位,並用來推進改革事業。」

 

注釋中說四個「智囊團」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中國信託國際關係研究所。

 

不說社科院和這些機構的幕僚對於趙的影響顯然被誇大了,就是趙要拉攏學生力量來對抗保守派這個說法,也是缺乏事實依據的。趙是一個謹慎的人,一個長期在中共體制內成長起來的人,對學生力量未必有這樣的估計,更何況迄今為止所有已披露的史料都不能說明趙與學生力量之間有什麼聯繫,哪怕是所謂他的「智囊團」,也沒有跟學生力量建立什麼聯繫。

 

以趙的持重,他豈能不知一旦得不到鄧小平的認同和支持,什麼事也辦不成。所以,他一再努力也只是希望鄧同意他提出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說白了,就是不動武,和平解決學運,如此而已。

 

 

趙紫陽從來沒有大膽地邁出像徐中約先生所說的挾學生自重的一步。自始至終,在他和學生力量之間,雙方都是自說自話,甚至連默契都沒有達成。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細節是,5月13日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是整個事件的關節點,對趙是極為不利的,他和鮑彤當時能想到的最主要舉措,就是通過《人民日報》等媒體喊話。

 

鮑彤當時除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書,還是中共中央宣傳思想理論領導小組成員,1989年8月25日他被囚禁在秦城監獄時,寫過一份《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2003年4月21日曾在香港《信報》發表過。

 

他一共交代了16件事,其中第五件就是1989年5月12日他給《人民日報》送去一篇稿子,那天夜裡10點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下屬高山向他反映,從北師大黨委的人那裡得知,第二天學生將開始絕食。

 

他說:「今天早上報紙已登了委員長會議的決定,人大常委即將開會討論學生關心的熱點問題,黨和國家已經重視到這樣程度了,還沒完沒了地鬧什麼!」在場的另一位下屬白慧敏說:「今天報上這條消息登得不顯著,可能學生沒有注意到,可否在明天的報上採取什麼辦法補救一下?」他就叫高山編一條消息,親自深夜送給《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

 

關於這則消息的主要內容,他在「交代」中說:「所謂教師、學生、幹部、工人的反映是編造的,違反了新聞報導的原則(錢李仁同志不知道這一點,他以為是我們收集的反映)。」(轉引自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版,625—626頁)

 

1989年5月13日,這則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消息,最後呼籲學生冷靜理智,採取合作態度,同黨、政府、人大共同為開好人大常委會而努力。《人民日報》 副總編輯陸超祺當天的日記與鮑彤的上述「交代」可以相互印證:

 

午夜(13日淩晨)一點多老錢來電話,問一版拼了沒有?接電話的小穀告訴他還沒有拼。老錢說,先不要拼,等會兒有個重要新聞。

 

什麼重要新聞?小穀沒有問。按正常做法,重要新聞一般都由新華社先發預告,而這一次新華社並無消息。我給海外版大餘打電話,問老錢給他打電話沒有?他說沒有。我告訴他老錢要等重要新聞的事。他說,太晚了,海外版恐怕等不及了,問我怎麼辦?我建議他給老錢掛電話請示。

 

大餘打完電話告訴我:老錢說10分鐘以後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內容,並說鮑彤正在來他家的路上。

 

新聞內容雖然不知道,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這個新聞是紫陽同志關照要發的,而不是什麼人背著他發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大家這麼一分析就放心了。現在鬥爭真是太複雜了!

 

二點左右,老錢把新聞傳來了,並囑放一版頭條位置。內容是對下個月人大常委會議程,即討論這次學生運動提出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反應的,其中有工人,有大學生和教師等,最後希望大學生採取克制、冷靜態度。老錢還告訴我們,這些反應都是確有其人其事的。當然,我明白這是趙紫陽要鮑彤辦的。”(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66—67頁)

 

鮑彤在5月12日晚上10點以後聽說學生第二天要絕食,等這則消息送到《人民日報》編輯部已是13日淩晨二點左右。在那樣緊急的歷史關頭,一則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消息,已完全起不到什麼作用了。

 

但是,無論趙紫陽還是鮑彤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他們與學生力量之間並沒有其他的聯繫管道,也沒有想過要建立什麼聯繫。趙紫陽的口述《改革歷程》也講到,5月13日他得知學生要絕食的資訊後,正好要跟工人對話,借此機會發表談話,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他說:「我借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20多個院校的200多名學生,在1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學生對他的呼籲根本不理會是事實,但他的呼籲來不及於5月13日當天的各大報上發表。

 

要說學生能在報紙上看到的呼籲,還是鮑彤送到錢李仁家、在當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登出的那條消息,他們「根本不理會」則是可以肯定的。

 

學生方面被日益高漲的激情支配,陷入群眾運動的怪圈中,溫和、克制的聲音被淹沒了。當5月13日閻明複邀請部分知識份子、學生在統戰部對話時,劉曉波說得比較清楚:「敵人意識和死要面子會破壞已經出現互相理解的氣氛。學生如果不妥協、不讓步,就會逐漸失去黨內和政府內的開明派的支持和同情。」

 

閻明複甚至說:「說白了,同學們要給你們心目中的改革派以機會和時間。」但學生此時被廣場情緒激動,加上其他的複雜因素,這些話已不大有人聽得進去。

 

這就是29年前,趙紫陽與學生力量之間的互動。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所做的判斷與史實不符。其實,趙當時能做的十分有限,從沒有跟民間結合的舉動和言論,有之,也不過是希望學生運動和平告終,不要發生意外。

 

時光遠去,血跡早已風乾,歷史留給我們依然是深深的傷慟。還原事實本是史家的責任,徐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第六版問世時,許多史料還沒有浮出來,以致他的判斷有誤,留下了一些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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