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兒童權利公約(CRC)國際審查會議,回應國外專家時,心理健康司司長對於臺灣青少年自殺防治的發言引發諸多討論。自殺身亡確實是臺灣15至24歲族群的主要死因,近年也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如司長提到的,青少年自殺率增加的原因多元且複雜。不過,無論是對話過程或時間壓力,對於將高樓數目增加簡化成青少年自殺的原因,確實也遭致很多批評。但是,諸多批評似乎也讓方法限制此一自殺防治方式,更讓人誤解。相同地,過往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我國自殺防治策略發展,批評為即興式或拼湊式的防治策略,似乎成為自殺防治政策的主要問題。
方法或手段限制,向來為國際肯認的自殺防治作為
方法或手段限制,一直是國際肯認,而且國內外研究均有確切實證基礎的自殺防治手段,但是這種防治方式,更常遭到誤解與抨擊。
情境式犯罪預防,也是以(犯罪)方法限制的論理基礎,作為各國常用的犯罪防制手段,比如我們熟悉的場所監視設備,我們常常朗朗上口的「破窗理論」,都是源於相類似的理論實踐。簡而言之,降低危險行為的實施機會,就會明顯減少危險行為,犯罪行為如此,自殺行為也是如此。
手段限制通用於自殺防治與犯罪防治,其來有自,更享有共同的歷史起源。英國內政部研究員於1988年研究發現,北海油田天然氣的供應,取代家庭用煤球,使得1958至1977年,英格蘭與威爾斯的自殺率明顯下降,相較於歐洲同時期的自殺率上升,成為明顯對照。這樣研究成為情境式犯罪預防,或是機會犯罪學的先驅研究,更為犯罪防治與犯罪學的經典之作。
當然,犯罪行為不同於自殺行為,再者,兩者同為危險行為,也還有著其他多元的防治或防制方法。但是,方法或手段限制,自此就成為許多研究證實,有效且耗用資源較少的方式。
其他多元防治方式,如通報自殺行為,正是作為「預警」後介入的手段。對於出現自殺行為者進行通報,然後對此高風險對象給予關懷與介入,避免再次自殺行為,正是目的。因此,通報數目增加,代表更早更多關懷介入的機會,反而不應視是負面現象。
我國自殺防治策略是本土研究的政策實踐
近幾年來各國與我國研究發現,青少年整體的心理健康有惡化趨勢,同時,家庭因素如離婚率逐年上升,家庭支持不穩定,也可能是青少年自殺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更有甚者,自傷自殺行為透過社群媒體渲染、傳遞,導致自殺模仿效應。以上種種都是青少年自殺率上升的可能原因。也要再次說明,對於自殺相關因素的探討,我國國內公共衛生學者、精神醫學學界的自殺防治研究,不僅經常地刊載於國際級期刊,更將本土化學術研究,紮紮實實地成為政策的實踐基礎,絕不是批評者所誤解的即興式或拼湊式的防治策略。
中央到地方,公部門到私領域,是台灣集體協力展現
臺灣更是世界上少數國家(如愛爾蘭),從中央到地方,以政府結合民間力量,投入多年的自殺防治工作。而且在2019年以自殺防治法建立法律基礎。這是長久以來歷任政府努力的累積,也代表著不只心理衛生、精神醫療,而是結合警政、民政、勞政等等各種政府部門與民間協力單位,可能碰觸到一念之間想要放棄自己的困擾者,擔任防守和介入的努力。以自殺防治體系中熟悉「自殺防治守門人」而言,守門人就是擔任「早期發現、早期干預、早期協助」的角色,讓更多公私部門民眾協力擔任一角。這樣的網絡,逐年擴展,希望可以碰觸到更多人,給予臨門的關鍵協助,拉他或她一把。
對於精神衛生官員在有限時間及情境壓力下,不精確或產生誤解的說法,個人冒昧地加以修正與辯護:青少年自殺方式確實常以高處墬樓為多,但是,除了方法限制,加強防墜的建築物理設計之外,我們也結合教育體系與輔導、心理諮商與治療,精神醫療等等共同協助青少年,這也還只是眾多防治的方向之一。同時,面對這個世界各國都同時面臨的難題,我們應該更加努力,讓民眾可以更深入地瞭解自殺防治的觀念和作為,並且成為協力的一員。
喧嚷之餘,終將取獲共識
在這個失焦的議題上,無論是批評者或回應者,在尖銳地話語交相攻擊裡,其實還是存在著共識的。
我再次冒昧,借用並改寫,美國甘迺迪總統與敵對蘇聯開啟和談之門的話語:我們都生活在福爾摩沙這個島嶼上。我們都呼吸著一樣的空氣。我們都珍惜我們孩子的未來。
一起關切我們的未來,我們的青少年,是個相當好的起點。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公部門自殺防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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