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臉書的X化　資訊生態災難降臨

Meta（原Facebook）內容治理政策的突然轉向，有如一場無預警的地震！

Meta近日宣布終止美國的「第三方事實查核計畫」，並改以類似於X（前身名為Twitter）的「社群註記」（Community Notes）模式取而代之。此一決策來得突然，對全球資訊生態造成了猝不及防的衝擊。Meta與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早已成為假訊息治理的重要基石，但這一切在毫無緩衝的情況下戛然而止，令全球相關機構面臨空前的財務與運作危機。

祖克柏在親自宣布政策轉向的同時，刻意把Meta平台過往的內容審查失誤「甩鍋」給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並稱美國的事實查核組織「太過政治偏見」、「摧毀信任」。然而，事實查核機構針對假訊息的查核，係基於其社會影響力與病毒性傳播的潛力，並無偏向特定政治立場的行為。

研究顯示，事實查核標籤有效降低假訊息在Meta各平台（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Threads）的傳播，並提高用戶對平台內容的信任。相反地，Meta自身的內容治理機制，包括其AI系統和人工審查團隊，因資源不足和誤判問題，一直是平台營運中的主要限制。祖克柏選擇將艱難的內容治理問題歸咎於外部的事實查核組織，無疑是在轉移焦點，推卸責任，掩飾平台治理的內部失誤。

自2016年開始，Meta與多家事實查核組織合作，這些組織在全球數十個國家負責查證與標記假訊息內容，Meta則支付授權費用，作為他們在平台上提供內容核實服務的報酬。根據全球數十個事實查核組織〈致祖克柏的公開信〉，Meta和Google是全球多數事實查核機構的主要資金贊助者。然而，Meta此次終止合作，無異於切斷這些組織的重要財源，讓他們立即陷入存續危機。

全球各國的事實查核組織仰賴Meta的資金以維持日常運作，尤其在資訊戰頻繁的地區，其角色至關重要。例如，在台灣，MyGoPen與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對抗假訊息的努力有目共睹，但失去Meta的合作收入，將使其能力大幅削弱。同樣地，印度和巴西等國的事實查核組織可能因此縮小規模或終止運作。影響所及，虛假訊息和仇恨言論在全球各地恐將不受節制地蔓延。

搬遷團隊至德州的意義

除了終止事實查核合作計畫，Meta也宣布將其內容審查、信任與安全團隊從美國加州搬遷至德州。這個移地決定不只是一個企業決策，也可能是一項具政治象徵意義的舉動。Steven Levy即在《Wired》的文章中指出，此舉凸顯Meta治理政策中朝右派保守的「MAGA元素」傾斜，也意味著祖克柏可能將加州這個民主黨大本營視為「不再友善的工作環境」，而選擇深紅色的德州作為新的內容治理重鎮。

此一搬遷決定可能帶來內容治理政策的轉向。德州的政治文化與加州大相徑庭，在保守派觀點更為突出的環境中，內容審查標準的執行可能受到不同價值觀的影響。Levy進一步警告，這種調整可能使Meta的內容治理更加迎合川普陣營的偏好，對保守派傳播的假訊息或仇恨言論減少約束，並且可能導致平台內容的極端主義傾向變得更為嚴重。

此舉同時也是一種「政治表態」。祖克柏選擇在川普即將上任之際完成跨州搬遷，無疑向外界釋放一個明確訊號：Meta正逐漸向右翼政治靠攏。這種選擇不僅削弱平台的中立性，也讓Meta的內容治理問題更加政治化，為虛假訊息與仇恨言論提供更大的傳播空間。正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共同創辦人、現任公視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所言，Meta的政策轉向反映了資本主義企業的逐利本質，在政治壓力下選擇放棄既有的內容治理作為。

Meta近期的人事任命同樣顯示其政策轉向的政治意圖。例如，新任董事Dana White是川普的密友，這些任命與政策的調整似乎是為迎合美國右翼政治勢力所做的妥協。川普及其支持者長期批評社群平台對保守派「有偏見」，而Meta在川普即將上任之際放棄事實查核合作，無疑是在政治壓力下選擇妥協。

因此，Meta此次政策轉向的政治背景不容忽視。Meta宣布此一政策轉向時，選擇接受與親川普陣營的福斯新聞台《Fox and Friends》節目專訪，並由新任全球政策主管Joel Kaplan闡述政策改變的理由。Kaplan本人政治立場傾向共和黨，也曾是小布希政府的高級顧問，他在訪談中聲稱，過去的事實查核計畫「過於擴張」，Meta需要「回歸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然而，此一說法實際上是為了迎合右翼政治勢力對平台的長期批評，並將問題簡單化為「反審查」與「言論自由」的對立，掩蓋且逃避了實際上更為複雜的內容治理與平台責任問題。

社群註記的實驗性與高風險

Meta即將採行的新政策，是用「社群註記」取代事實查核，試圖透過用戶的群眾智慧處理虛假訊息。然而，此一模式尚處於實驗階段，其成效與風險均令人存疑。

在政治極化的環境中，用戶對同一內容的解讀可能完全相反，這使得註記結論常常矛盾且難以信服。此外，參與註記的用戶多數可能缺乏專業知識，無法保證註記的品質與正確性。更糟的是，此一模式可能成為惡意操縱的工具，虛假訊息製造者甚至可以利用社群註記機制進一步混淆視聽，讓事實的聲音被淹沒於假資訊洪流當中。

以2億用戶規模的X平台為例，該平台實施社群註記模式後，假訊息與仇恨言論激增，廣告商和用戶大量流失，可見此一模式的潛在風險與實際缺陷。

相較之下，基於群體智慧與協作的維基百科的成功，充分說明了群眾參與模式的成功前提：高度專業化的規範與嚴謹的審核機制。正如康乃爾大學「安全、信任與安全倡議」主任、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首任總監Alexios Matzarlis所說，「全球只有一個維基百科」是有原因的，「因為在大規模平台上實現高品質的群眾參與幾乎不可能」。超過30億的用戶規模的Meta想用高風險的社群註記取代已經行之有年且證明有效的「第三方事實查核計畫」，實在是不負責任與考慮欠周的決定。

國際非營利組織「對抗數位仇恨中心」（CCDH）執行長Imran Ahmed認為，Meta的政策轉向實際上是告訴用戶：「謊言的存在是你們的問題，而不是Meta的責任」。他警告，這種放任不管的政策轉向將侵蝕Meta各平台的公信力，也將危及全世界，例如今後針對移民、跨性別群體和有色人種的仇恨行為勢必增加、乃至失控。非營利組織Kairos的專案經理Nicole Sugerman也指出，放棄事實查核將導致針對弱勢群體的仇恨言論不受控管，進一步引發線下暴力事件。這些觀點凸顯社群註記模式的不足——它無法有效應對假訊息帶來的實質威脅。

必須強調的是，專業的第三方事實查核與基於用戶群體智慧的社群註記並非單選題，而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內容治理機制。事實查核機構具備專業的查證能力與經驗，而社群註記則可以補充多元觀點與細節資訊。兩者若能分進合擊，應可提升數位平台內容治理的效能。例如，事實查核組織可因此專注於查核社會影響較大的假訊息，社群註記則可以提供背景說明，幫助用戶更好地理解資訊的脈絡。

然而，Meta選擇完全放棄事實查核計畫，試圖以社群註記取而代之，這種策略無異於放棄已被證明有效的措施，將資訊生態置於更大的風險中。此一決策無疑已造成公眾對平台的信任危機，也顯示數位平台巨頭逃避承擔應該的公共責任。

事實消失的「滅絕性危機」

Meta的政策轉向，對全球資訊生態的影響至鉅，也讓多年來全球各地防治資訊生態惡化問題的一次重大「破防」。令人惋惜的是，隨著第三方事實查核計畫在美國及其他地方的終止，惡意的虛假訊息與仇恨言論將更自由地在全球傳播。

台灣作為假訊息的重災區之一，台灣事實查核社群夥伴（包括台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等組織）的努力與成效，相當受到國際矚目與肯認，包括許多和台灣沒有邦交關係的國家都曾派代表親自來訪「取經」。然而，一旦失去Meta「第三方事實查核計畫」的內容授權合作收入後，這些查核組織的運作能力將大幅削弱，甚至可能面臨存續危機。

Chris Stokel-Walker在英國《衛報》指出，Meta的決策可能成為「社群媒體上客觀真實的滅絕性事件」。此一平台早已被廣泛批評為包括詐騙等假訊息的溫床，而在放棄事實查核後，情況只會更加惡化。他將Meta的政策改變形容為「Meta已經成為X，馬克·祖克柏已經是伊隆·馬斯克」。

此一比喻雖帶有諷刺意味，但確實反映Meta正逐步朝向一個更「放任自由」的社群媒體模式發展。而這種模式的代價，將由全球用戶來承擔。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Maria Ressa所言：「沒有真實，就沒有民主。」Meta的內容治理政策轉向，不僅放棄了事實查核這個有效、透明且負責任的機制，更讓全球資訊生態面臨假訊息更加氾濫的風險。

數位平台內容治理是一項需要承擔的公共責任。事實查核與社群註記並非對立的選擇，而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內容治理機制；Meta應重新審視其政策，將兩者與其他的創新機制相結合，為全球資訊生態提供保障言論自由的解決方案。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假訊息氾濫的時代，守護真實與民主自由的價值基石。（資訊揭露：本人兼任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董事長）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