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靈魂》中文版能在台灣上市,我感到很榮幸,特別是因為它能接觸到中文世界的讀者,甚至有可能對全球關於精神價值的討論有所貢獻。
關於價值的全球性討論是當今最振奮人心的潮流之一,這是我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的發現。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這個潮流充滿了緊張與衝突。無論是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英國的脫歐、美國的川普,與中國的宗教復興,許多這些現象反映的是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大家感覺這個體制是不公平的,有人在競爭中耍詐,如果我們要恢復過去許多社會中曾經存在的共同體(community),我們必須有一套更崇高的道德標準。正因為人民共和國是一個超級資本主義社會,其人民的聲音在這場全球討論中或許更加值得被聆聽。
我想對海外的華人來說這點特別有意思。我在本書的尾聲中提到,在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的華人社會中,這股全球性的價值追尋領導他們催生出新穎且備受推崇的組織。台灣的慈濟、法鼓山、佛光山,香港的黃大仙祠,新加坡五花八門的宗教型態,都是顯而易見的例證,說明大華人世界早已積極探索並尋獲新的價值。現在,我們知道這股潮流正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展開──對認為未來將只有衝突與爭論的人來說,這種現況多麼令人雀躍不已。
不過,許多人可能會懷疑,中國真的有一場宗教復興嗎?在媒體以及人權團體的報告上我們會看到,基督教與伊斯蘭在中國受到嚴厲的打壓,羅馬天主教也決定在北京對教會的控制一事上與之妥協。這些現象難道不是宗教在中國正受到進一步的限縮的證明嗎?這種情形如何能與宗教正在中國成長的主張相容?
事實上,這些趨勢恰恰是中國的宗教復興的自然結果。正因為宗教的蓬勃發展,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新的規範以控制其傳播擴展。
根據不同的歷史視角,我們可以對中國控制宗教一事有不同的理解。長遠來看,千百年來中國政府都想要控制宗教──國家始終試圖定義何謂正統、何謂異端。但從近期來看,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的崩潰是這一切的源頭。在這場巨變之後,北京領導人做出了兩個結論。第一,為了避免人民因為窮困而上街頭抗議,經濟必須改革以創造財富。第二,中國絕對不允許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生根。波蘭與東德的教訓是他們引以為戒的:波蘭的天主教會與東德的基督新教在推倒共產政權的過程中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這兩個決定啟動了後續兩個有時相互抵觸的事件:其一是提升中國人民生活、教育水準與社會意識的經濟發展;其二是對宗教團體、獨立工會、以及公民社會的箝制,僅管中國還是有劉曉波這樣寧死不屈的異議分子。國家對公民社會的介入在二〇一八年達到高峰,這體現在政府頒佈了旨在強化對教堂、清真寺、寺廟之控制的法規上。
新一波的控制對本書的主角之一,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的牧師王怡,有特別嚴重的影響。各位將會在本書中讀到,他是一個活力充沛的牧師,創立的教會很可能也是全中國最著名的一所。我認為他與他的教會是絕佳的典範,代表著持續吸引著城市裡大量受過養好教育的白領階級的大型獨立教會。像王怡這樣有鮮明政治立場的牧師並不多見,但他仍然是中國的信仰崛起的敘事裡的重要一環。譬如說,在中國的人權(維權)律師當中,有高達四分之一是基督徒,這並非巧合。
這個社會角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政府會對「秋雨聖約」教會痛下殺手。在二〇一八年的最後幾天,教會被關了,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再恢復,王怡與他的一百多名教友則身陷囹圄。幾天之後,我們知道王怡與他的妻子蔣蓉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這是非常嚴重的政治罪名,最高可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但知情者都不意外:王怡早就預料到他有遭一日會被當局逮捕。這在本書第四章裡面會談到。
儘管秋雨聖約教會可能永遠不會再開放,各位仍然可以從兩方面來讀相關的章節。首先,這是一則關於中國最有名之一的牧師與教會的真實故事。這段歷史本身就極具意義。我把它寫下來是為歷史作見證。
但另一個可能更有啟發性的解讀是把它當作一種象徵,反映的是其他遍布中國地下教會的處境。中國有成千上萬所這樣的教會,而儘管每個教會都有其獨一無二的歷史,但它們都由虔誠、積極投入的信徒所組成,這一點是與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共通的。
對我來說第二層意涵是更重要的。我在本書中挑選的故事並不是因為主角較有名或是新聞熱點。事實上,就這個角度來看,王怡與秋雨教會反倒是例外。相反的,包含王怡在內,以及諸如北京妙峰山上升斗小民參加的進香團體,所有本書中的主要人物之所以會被我囊括在書中,都是因為他們的事蹟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中國的宏觀趨勢。
我在評估該以哪些人物為本書主角時,心中一直想到的是崔西.基德在一九八一年寫的《新機器的靈魂》(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他在書中追溯了「通用電腦」(Data General Corporation)與其工程師團隊為了打造下一代電腦而展開的競賽。當然我們許多人都會搔著腦袋想究竟「通用電腦」是什麼?基德為什麼不寫一本關於IBM、戴爾、或蘋果的書呢?但因為基德捕捉到了電腦工業中的本質──速度、決心、創新的慾望,這些元素不僅打造了矽谷也孕育了改變整個世界的新科技──所以至今他的書還是值得一讀。
基於同樣的理由,雖然本書中提到的某些人物,如王怡與習近平,本來就具有一定的歷史重要性,我更期待能做到的是描繪出一個個新興強權底下芸芸眾生的靈魂面貌。他們的盼望與夢想、思想與信仰,將影響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好是壞。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北京
※本文摘自《中國的靈魂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中文版序言/八旗文化出版/作者是2001年美國普立茲獎得主,善於社會、政治、宗教議題的報導。常駐於北京,並於當地大學授課。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取得新聞學和亞洲研究學位。他在1984年至1985年期間以學生身分在北京生活了一年,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1986年至1988年期間曾造訪台北。1994至1996年期間,他被巴爾的摩《太陽報》派駐於北京,擔任通信員。1997至2001年期間他服務於《華爾街日報》,負責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各種社會議題。2009年張彥為《紐約時報》服務時再度回到中國,並在「北京中國研究中心」(The Beij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等機構教書,同時擔任諸如《亞洲研究月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學術期刊與智庫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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