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景山東街。
「五四」北大紅樓,要到一九一八年八月才落成,所以開創中國新世紀的那場「新文化運動」,最初發端不在紅樓,而在她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即景山東街的那座公主府裡,因為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接任校長後,聘請胡適、陳獨秀、魯迅、郭沫若等新派人物任教,遂開風氣之先。此地舊稱馬神廟,因明朝乃是御馬監,至清初仍稱為「馬神廟」,直到乾隆年間,這一帶統統劃歸「四大家族」之首的傅恆作為府邸;後乾隆又下嫁四女和嘉公主與傅恆子福隆安,此地便又稱作公主府,而我在前文潑墨甚重的西齋,只是它的一個附院而已。所以「新文化」發源地,三百年前不過是皇家馬廄,可見時代變遷之烈。未知何時起,此府邸標為景山東街四十五號,琉璃瓦頂,三開紅漆大門,門口一對石獅蹲伏,頗接續西邊皇宮後苑、黃瓦紅牆的氣勢,但是在兩根紅色門柱上,一邊招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另一邊是「文字改革委員會」。
如此說來,景山東街有兩個大院,都跟「文化」有關─路中段的這個「四十五號院」,可謂「鴻儒袞袞」;最東頭的「沙灘大院」,中宣部和《紅旗》雜誌所在地,則滿院子的文藝官僚、宣傳幹部,說好聽點是「秀才」、「筆桿子」,不好聽點就是「刀筆吏」,還出了一批「變色龍」、「小爬蟲」,是那個大院的特產。我們家後來搬進那裡去了。那個大院的人,對於路中段的這個「四十五號院」,都叫「人教社」大院。一九七九年我攜新婚妻子傅莉回北京沙灘大院家中,她走到景山東街中間,指著公主府說:「我姑姑一家人就住這大院裡,文革初我來北京大串聯,也住這裡。」原來她的姑姑姑父都在文改會工作。我卻從未走進過這個大院。
四十五號院的子弟中,出了一個人物,叫盧元鎮,八○年代跟我有一面之交,當時他是北京體育學院的教師,特來邀我和趙瑜、鄭義,去給體院的學員演講,因為《河殤》開篇講「一個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就是從體育競技場上講起的,甚為轟動;他後來成為體育社會學家,在國內名氣很大,他的父親當年是人教社總編輯室主任,葉聖陶的助手,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六一年竟在東北勞改中餓死;他寫了一篇〈景山東街四十五號往事雜錄〉,我在網上讀到,是關於人教社大院罕見難得的回憶。
他說,葉聖陶秉承當年開明書店的做法,即中小學教材必須由這一領域中的頂級專家來編寫,所以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時,他邀集了中國人文界的一時之選,如語文專家張志公、張畢來、朱文叔、隋樹森、張中行、余文等,數學家劉薰宇,歷史學家陳樂素、李賡序,地理學家陳爾壽、兒童文學家陳伯吹、心理學家曹孚、教育家學專家陳俠等,其他學科,如物理、化學、音樂、體育都聘來了國內最優秀的人才,體育請來的就是蘇競存、王占春等人,就連為畫教材插圖請來的也是著名畫家劉旦宅。「當時的人教社真可謂人才濟濟,景山東街四十五號出現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文化繁榮景象。那時的教材品質真高,每學期幾十種教科書竟無一錯字,更沒有像今天的教材會出現那麼多匪夷所思的『硬傷』。」
文中還有一段,我不妨引錄在此:
還有一對夫婦不能不留下一筆,就是周有光伉儷。周不在人教社任職,是文改會的專家,同住在四十五號大院。在我們眼裡周先生是一位萬能學者,學貫中西,幾乎無所不知,人稱「周百科」。他性格剛正不阿,但為人十分謙和,所以朋友很多。他的夫人張允和是我母親的好朋友,她們都喜歡「拍曲子」(唱崑曲)。五○年代「一齣《十五貫》,救活了一個戲種」,南北二崑都活躍了起來。八○年代成立了北崑曲社,她們每逢週末都要趕去參加演出活動,張負責張羅組織,我媽媽當會計兼出納,二人經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張長得嬌小秀麗,並精於裝扮,是一個典型的南方美人。她們夫婦十分恩愛,在院子裡經常可以見到他們挽臂同行的身影,是四十五號院裡的一道風景。在為我父親懇請平反改正的艱難時刻,周先生挺身出手幫助我們三個無助的兄妹去找人說情,他的仗義執言讓我們終身銘記。
周有光享年一一二歲,其實他的壽數是一一一歲加一天,因為生日忌日幾乎在同一日,亦可謂奇蹟。「周百科」說過幾句話,振聾發聵:一、中國大陸很幸運,第一是毛澤東死得早,第二沒有兒子;二、列寧是德國間諜;三、馬克思主義是錯的;四、葉爾欽了不起;五、毛澤東有古代知識沒有現代知識;六、中國地大物博就是人不行。
下面要說文字改革委員會、中文拼音、簡體漢字,是一個頗敗興的話題。中國文字改革一百年,歸結為一句話:折騰漢字。錢玄同呼籲「廢除漢字」;魯迅斷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於是就有了「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承「五四」反傳統思維,漢字難學、漢字落後、中國落後三者互為因果;與此對應的則是,拼音先進、拼音好學、西方強盛,三者也是互為因果的。四九後成功的是創制拼音、推廣普通話兩件事,但是「文革」中造反派推行第三批簡化漢字,將「雕」字簡化成「刁」字,語言學家王力反對,說「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寫成『毛主席刁像』,我豈不成了反革命?」
今天,漢語走拼音化道路,被無限期推遲。然而,人們漢語水準日見退化,漢語在外(英)語面前節節敗退,也無可否認。文字改革還有其血腥的一面。一九五七年考古所的文字學家陳夢家,批評一九五六年的《簡化字方案》:「若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不免會引起天下大亂。大家考慮這個問題時,可以從吃麵包好還是吃饃饃好這個面來考慮。能吃什麼好就吃什麼,吃什麼不能飽嘛!」他因此被「戴帽子」,乃史學界五個大右派之一,遭到猛烈批判。文革中陳夢家兩次自殺,第一次服安眠藥,卻因藥量不足沒有死;十天後他再以自縊的方式自殺身亡。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沙灘晚唱》。作者蘇曉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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