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大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不但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而且還單刀直入強調對港澳「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權」。這種把一國兩制重構為「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有機結合」的論述,一如既往地獲得以強世功為首的親北京學者全力護航。
強世功在10月下旬,就連接在《明報》發表三篇文章,反覆地帶出以下三個重點:一、中國文化向來推崇有容乃大的朝貢體系,而非西方具侵略性的商業資本主義和槍炮殖民主義;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為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習近平更史無前例地成功利用這種主義建構「凝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三、港人須具備所謂的時代感和大局觀,才能領略到習近平對港政策的奧妙之處。
然而,古時的朝貢體系實非如強世功所指般具平等性和包容性。在這個體系下,中原皇朝會以天朝自居,藩屬國須對其頂禮膜拜和進貢,天朝會因應特殊的情況以錢收買藩屬國,但這並非出於平等尊重它們的緣故。如今北京制訂「一帶一路」戰略,正正是這種朝貢體系的寫照。此外,朝貢體系經常強調華夷之別,而非強世功所認為的「多元一體系統」。
此外,對強世功等人來說,馬克思主義只是用以掩飾國家專制獨裁的幌子。不論馬克思主義正確與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多強調民主是實踐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石,而非以實踐社會主義的名義集權於國家。由俄國十月革命至今,所有大搞個人崇拜和獨裁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無不以釀成大災難收場。今年正值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新馬克思主義者紛紛以過往的悲劇為鑑,中共卻把國家集權張寫入中共憲章,可謂是天大的諷刺。
說穿了,強世功之流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乃把納粹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極右國家主義中國化,即以全面管治權之名,要香港等邊陲地區全面臣服於國家集權。在這種極右國家主義中國化的進路下,施密特理論大幅度被中共吸收,例如施密特強調以恆常的緊急狀態去區分敵我和進行鬥爭,十九大報告中就23次提到「鬥爭」一詞。
與此同時,國歌法正成極右國家主義延伸至香港之利器。上周,「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訪京團團長馬恩國引述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言論指,日後香港就國歌法作本地立法後,馬場在播放國歌期間,所有馬迷也須肅立,與此同時強調會有例外的情況,只要不構成刻意公然侮辱國歌,執法機構大多會寬鬆處理。可是,正如施密特所指,緊急和例外狀態的詮釋權,往往牢牢地掌握在主權者的手上,如主權者認為有額外的需要,他隨時可擴大緊急和例外的範疇,被統治的人只能處於被動狀態。現時沙田馬場固然只有在重要的賽事日才會奏起國歌,但倘若中共日後認為有加強「洗腦贏心」的必要,它隨時可把沙田馬場奏起國歌的例外常規化,甚至要求香港賽馬會「日日播,天天播」。
如此下去,主權移交不足50年,香港便由「馬照跑,舞照跳」,變成「馬照跑,要肅立」。所謂50年不變的承諾,在強世功之流的極右國家主義者眼中,不過是一張束縛不了國家集權的廢紙。
※作者為《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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