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確實存在價值差異－《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書摘二

從中國的發展談服貿牽動的價值問題

（承上）還有，那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中成功了的人，他們都很幸福嗎？我有很多很正直的中國朋友，也有中國親戚，也有在中國工作的臺灣親朋好友，我在他們身上看到聽到很多對於中國發展的矛盾感受。我真的不太相信從臺灣或其他先進國家去中國生活的人會覺得中國的發展是充滿福祉或幸福感的。去問那些西進的臺商，那些說你們坐在這裡是害怕與中國競爭的臺商，他們是不是每次回來都說臺灣比較舒服？

臺灣除了少數地段，大部分地區都是房屋建築窄小老舊、城市規劃亂七八糟，經濟不上不下，這樣的臺灣為什麼比較舒服？安全感和基本信任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一個財富兩極化的發展市場中，生活在中國的有錢人，不用太過有錢，只要有些閒錢，哪個出門不怕？哪個不是防東防西的？很多人甚至對於表現出助人的美德都感到猶豫，而不敢扶一把跌倒在地的人。

過去十多年，尤其是近幾年，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在談中國現在的社會缺乏道德：人人搶錢，人人壓力大，人人欠缺信仰。我不想汙名化說中國的人沒有道德，我相信這不是事實，一般的人仍是平凡且善良的。但一般人表現道德的管道或表現道德的勇氣的確有明顯變化。那你問為什麼當地人不起來改變呢？除了長年的極權政治讓人心有餘悸外，我相信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只是讓人更為無力。

想想看，所有的老東西、你熟悉的東西都拆掉，你的身心要不斷應付調適不斷改變的生活空間，那是一件非常疲累的事。被拆掉的地方通常會在一年、兩年就蓋上一大區一大區比臺北大學特區還要龐大好幾倍的新高建築，每個建築都在比巨大、比氣派，相形之下，每個人就都變得更為渺小、更為手無縛雞之力。在這種帝國氣勢般的城市發展中，人只是愈顯渺小，實質的存在感愈來愈低。沒有機會高攀的多數人，在這種宏偉的城市裡屈身，只顯得更為無力，只能投降吧。

下映《阿凡達》換成《孔子》

最後一個例子，我想談日常生活的自由。我們都知道，和民主國家相比，中國是相對不自由的國家，但很多中國人都會認為和以前比起來，他們今日的生活已自由太多，尤其在消費上，真的比以前好太多了，似乎最大的自由就是消費自由。但實際上，我想連消費都不見得自由。

怎麼說？你看身邊的中國觀光客，到哪裡都在血拚，他們也許真的超級有錢，但也不一定。普通的中產階級一到國外，買起東西來也像是不要錢一樣。因為，他們即使有錢，在中國卻買不到好東西，他們不信任中國的產品與商家。所以一有機會出國，就要買東西。你去巴黎精華區的香奈兒名店，裡面的店員幾乎都在講中文。我到了巴塞隆納，一個人要去晃大街，但我不會說西班牙文，當地的朋友就告訴我：「妳要是迷路了，就隨便到一家精品店，裡面一定有店員會講中文。」

中國龐大的經濟體所展現的價值文化，也就是我們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價值，不論好壞，是造就中國經濟成長的內在因素，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在面貌。（圖片擷取自微博）

那不血拚的人呢？我們來看電影和買書這些事，你一定知道，在中國是上不了臉書的，當然，有辦法的人會翻牆。網路在中國是受管制的，但最受管制的其實還有電影與出版。中國的出版審查真的令人痛苦，我也是受害者，我寫的中國研究的書，通不過審查。但這還不是最糟的，看電影，中國的電影審查，從劇本開始到完成製片，一個關節不對，不讓上映就是不讓上映。但是，政府想要推廣的影片，即使戲院沒有空檔，也會幫你排除萬難。還記得前幾年3D電影《阿凡達》勢如破竹的票房嗎？在中國一樣熱門，但同時中國政府要廣推《孔子》這部電影，於是下令不是3D的戲院，要下映《阿凡達》，換成《孔子》上映。

今天舉的這五個日常生活的例子，從黨國文化、多黨政治、叫計程車、年輕人的生活，還有日常生活的自由，都是非常普通的生活例子，但都說明了是什麼樣的價值主導了中國的日常生活。那種價值包含了持續揭櫫的黨國霸權主義、龐大的資本壟斷、對公民精神的壓制、對人的基本尊嚴與福祉的漠視。與此同時，政府用高大堅固的硬體與不斷攀升的總體經濟數字，創造高聳的經濟金字塔，令眾人臣服膜拜，誰在金字塔前不會覺得自己渺小？然後覺得自己的國家好偉大、好有希望，然後就可以繼續容忍這種價值來左右生活。

現在，你應該對於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社會有了些基本想像了。二○一四年的今天，中國政府仍要最核心的國家武力拜一樣的神主牌、重複記誦一樣的話語。中央一統聯播新聞的媒體天天放送為人民服務的好官事蹟、還有經濟如何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愈來愈好的訊息。每次我在中國看電視時，心裡都在想，煩死了，老是喊人民、人民的，他們應該是公民，不要老是把他們當成黨國口口聲聲中的「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我其實對「人民」這個詞是有點感冒的，即使在臺灣，我都只願意被當成公民，不願意被當成任何人口中的人民。

所以，我想請問臺灣的政府、政客和財團，和有著這樣日常生活的國家在打交道時，不需要注意彼此的價值差異嗎？這些價值差異不會影響到後續的往來發展嗎？

有人說我們逢中必反，我完全不同意。至少我從來不逢中必反，而且相反的，我對中國有高度的理解興趣，但我認為逢中必當謹慎。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個人在跟中國、尤其是中國政府打交道時不會提高謹慎，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不知道這一點。去問問臺商，不管是希望簽訂服貿的或是反對服貿的臺商，請問他們，在和中國打交道時，他有沒有覺得哪裡不一樣？有沒有必要提高警覺？去問我們的海基會官員、去問我們的外交官員、去問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在跟中國打交道或靠近時，有沒有必要謹慎敏感？如果答案都是有的話，他們會說自己是逢中必反嗎？

不該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顯現的價值盲目以對

我們不需要也不應該妖魔化中國，我也認為這個世界應該給中國時間和機會，因為畢竟那裡有這麼多的人口，希望那裡的人能活得有尊嚴，我們也不可能不和中國這個密切相關的鄰居打交道。但是，在往來之際，我們也不該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顯現的價值盲目以對，而僅任由經濟這隻手來擺布我們的生活代價。

經濟這隻右手，一定得有抱持某種價值的政策的左手來輔助實行，雙手必須並行，這從來就是一個良善社會發展的基本事實。希望臺灣的政府、政客和財團不要自欺欺人，以為自由市場等同於放任財團。

很多人應該都讀過經濟史學者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這本書引發的一個關於經濟制度的辯論，就是經濟行為是鑲嵌於各種社會制度與道德規範等價值之中。博蘭尼把市場看作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廣義社會體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市場經濟本身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而是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簡單說，賺錢不是目標，只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所以，如果經濟的手段反而可能違背社會目標，那當然就不是合理的手段了。同樣重要的是，在賺錢之前，我們一定會想好賺錢的目標是什麼。

博蘭尼以降的討論，突顯了一個常被宣揚自由市場的人刻意忽略的事實，就是，即使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也不例外，經濟也是和各種價值掛鉤，包括良善的或有問題的價值。不同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價值運作邏輯不見得完全一樣，從來都不是只有所謂的市場那一隻手在運作而已。比如說，在臺灣，財團聯姻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常見現象？這個門當戶對的古老邏輯，到了今天一樣大起作用。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沒有社會主義集權控制的背景嗎？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受到宗教的影響嗎？其實所有的經濟制度都是一種道德經濟，背後摻雜了各種價值與信念一起進入市場。

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龐大的經濟體所展現的價值文化，也就是我們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價值，不論好壞，是造就中國經濟成長的內在因素，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在面貌。從這種價值出發的中國資本家在進行國際合作或投資時，其中的資本與市場運作不可能與這種價值脫鉤，至少短期內不可能擺脫。兩岸服貿開放的行業中，有多少的行業在這種價值圈中成長的中國財團進入後，會影響兩地差異的價值內涵，對臺灣以人為本、以自由為本的價值造成衝擊？這些絕對不是單純的經濟事務而已，牽動的是經濟發展背後的價值之辯。

我們雖然已不可能脫離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但臺灣的資本主義市場發展要摻進什麼樣的道德或價值，當然是我們可以討論與決定的方向，這從來就不全然地是由市場來決定。馬政府口口聲聲說兩岸經貿往來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我相信他做到積極開放，但我對有效管理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我想問的是，服貿所牽動的是一場價值之爭，不只是經濟或程序問題而已，如果馬政府連學生和公民聚集在此所突顯的價值差異都不能感受與理解的話，我真不相信這個政府有理解差異的能力，也不相信他們擁有有效管理中國可能帶來的經濟與價值衝擊的能力。今天學生和公民在這裡呼籲朝野要儘速推動《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法制化，並在修法過程中納入徵詢公眾意見之管道機制。我們在這個公民廣場推動公民審議，就是要告訴政府我們要的生活價值是什麼，請別再以經濟數字或行政程序來迴避根本的價值問題。完（本文是作者2014年3月26日在立法院「民主教室」的演講稿）

※文章摘自《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一書／春山出版／作者為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此外，亦從自然資源的治理變遷，研究環境、社會與政治經濟角力等議題。英文專書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獲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諸多獎項肯定。新著《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城，2018），為二○一八年臺灣Openbook中文創作年度好書、二○一九年香港文藝復興非虛構寫作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