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常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一進一出的嘴仿佛成了萬惡之源,所以今天「管住嘴、邁開腿」成了中國人新時期的價值觀。
如果外人因此批評中國是一個言論審查或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很多中國人會不服氣。最近中國的一檔思想政論型節目《這就是中國》公開爲中國的言論自由辯護,節目還邀請了台灣名嘴黃智賢,主講人大言不慚地說:「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論自由比美國、西方國家還要多,中國人平時只要不碰政治,可以各種吐槽、罵街,而美國、西方國家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政治正確,不是什麽都能講。」
在談到政治方面的言論自由時,他舉一些國家不能批評天皇、國王的案例來爲中國限制政治言論自由作辯護,還聲稱在中國關心政治的人只是少數,限制政治言論自由似乎沒有太大影響。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主講人口中的政治言論自由在中國已經淪爲了少數人的專利。主講人能在衛視台大談言論自由的話題,本身就是一種特權,在這則視頻下面,很多網友可能連評論的自由都沒有。
1998年10月18日,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北京會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夫婦。席間,江澤民提及,他在民國時代念書,因此會唱中華民國國歌,也會背國父遺囑,他還隨口背了一段國父遺囑,令現場的書記員不知所措。
兩年後的2000年,民進黨首次上台執政,在陳水扁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張惠妹因爲獻唱中華民國國歌,被中國貼上了「台獨藝人」的標簽,因此受到封殺多年。
近些年,因爲被懷疑是台獨而受到打壓的台灣藝人和企業不勝枚舉,從周子瑜、林心如、歐陽娜娜到85度C面包、一芳水果茶,每次都成爲兩岸熱議的新聞。最近,台灣的網紅波特王因爲稱呼蔡英文爲「台灣總統」而遭遇中國合作方下架,很多中國網友並不熟悉的波特王一時間成了「台獨急先鋒」,受到瘋狂圍剿。
如果把那些和蔡英文有接觸的人都貼上台獨標簽,顯然是罔顧事實。蔡英文總統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選舉産生的國家領導人,她需要對著一中憲法宣誓就職,現實條件決定了她搞不了台獨。台獨也許是她的政治理想,但是這也不過像中共的共産主義理想一樣,經曆過一系列挫折後,短時間內不可能實現,爲了不丟棄黨魂,也爲了向主流民意靠攏,提出了與中共的特色社會主義類似的中華民國台灣這樣似是而非的概念。而追求終極統一的國民黨,也有類似的困境。三黨其實都想維持現狀,短時間內誰也吞並不了誰。共存就意味著要避免擦槍走火,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不能仗勢欺人,也不能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聯想到筆者的一段經曆,筆者的單位一把手曾經被上級安排到台灣進行爲期一周的考察學習,回來後,她多次在機關職工大會上對台灣的基層治理和民風淳樸贊不絕口。但是輪到筆者認同台灣的諸多優點,就上升到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接著對筆者進行狂風暴雨般的政治迫害。
中國的言論自由尺度無遺和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息息相關,江澤民前主席可以唱中華民國國歌、背國父遺囑,張惠妹和下面的草民就不可以。習近平上台後要求下面的人「七不講」,哪天他高興了,唱起中華民國國歌也不要大驚小怪。
波特王事件發酵後,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一席話可以說洞穿了一切,他說:「連習近平都說他都尊重兩岸制度有所不同,你們底下這些人好像都不好好聽話,請中國大陸先把內部的這些不聽話的先管好,兩岸大概會比較好一點。」
中國官方雖然有一套言論審查機制,那應該是非常籠統的,沒有具體到不許稱呼台灣領導人爲總統。但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套基於自己的立場和利益的審查標准,因此每個人都可能是背後的老大哥。
那些轟動一時的台獨事件,大部分最初是被一些普通群衆發現,然後添油加醋、誇大其詞地舉報給相關部門,或是Po到網上,引發廣泛關注,被主流官媒報道後,給相關政府部門造成輿論壓力。在今天寧左勿右的政治氛圍下,主管領導都會當成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來嚴肅處理。今年七月,台灣研究生柯筌耀在收到交換去中國讀書的錄取通知後,有大陸網友在其臉書發現他有「精日」、「台獨」傾向,隨後在微博曝光此事,受到輿論關注,最後中國的大學取消了他的錄取資格。
習近平上台以來,言論自由、意識形態領域的管控日趨嚴格,就算如此,習近平大力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裏也有「自由、民主、公正、法治」這類普世價值的元素,雖然它們事實上是兩回事。
最近,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領導揣摩上意,修改學校章程,遭遇學生抗議。其中複旦的新版章程刪除了「思想自由」、「師生治學、民主管理」、「獨立」、「學校是以學術為核心的共同體」等表述,新章程強化黨的領導,新增黨委領導校長、大學為黨服務等表述。
盡管這種粗暴幹涉學術自由的行爲,受到當事學校的教職工、學生和外界的普遍聲討,但是官方針對網絡批評言論的審查和刪除行動也在悄無聲息地進行,高層似乎並不想讓輿論發酵,那些做出修改章程的領導可能也會像林鄭月娥一樣獲得中央大力支持,說不定風頭一過,還能官運亨通。
這種政治投機的成本很低,回報卻很高。高校章程修改成功後,高校的黨委領導可以淩駕在一切學術活動之上,看誰不順眼、不聽話、不識相,就可以上綱上線來鬥爭,參照當年的文革,那些和主流意識形態背離的專家學者都可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
上世紀風氣雲湧的共産主義運動給全球帶來了貧窮、饑餓和殺戮,很多共産主義國家的人民雖然被奴役和壓迫,但是依然堅守良知,他們的沈默、不妥協也是在與共産黨作鬥爭。當年東德的的邊防士兵,發現有東德人偷越柏林牆時,他們有把機關搶擡高一厘米的自由;捷克這樣的東歐國家雖然被蘇聯強迫實現共産主義,但是他們的人民不畏懼蘇聯大軍壓境,毅然發動了爭取民主的布拉格之春運動;當年蘇聯解體時,基本上沒有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蘇共上下集體沈默,沒有人站出來捍衛這個吃人的政權,被習近平嘲諷爲「無一人是男兒」。今天那些曾經叱咤風雲的共産主義國家早已不見蹤影,但是共産黨在中國依然生龍活虎,難道舉國上下都是真男兒嗎?
不可否認地是,共産黨能在中國屹立不倒,不僅靠的是威權統治,還得益於中國這樣一個吃人的文化環境。
著名漢學家余英時曾在其《余英時回憶錄》中指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意識。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均」的觀念也從儒家傳到道家,從上層文化傳到下層民間文化。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中國一方面源遠流長,一方面無孔不入,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應。
其次,儒家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私」是惡。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為寫《大同書》,而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另外,作家余杰先生還提出余英時未提及的一個重要思想觀念,也是由儒家所形塑的,那就是「天下大一統」,以及由此衍生的集體主義和「家國情懷」。余傑提到很多人始終未能像余英時那樣擺脫此種「大一統」、「大中華」思想之束縛,他們「一日為奴,終生為奴」。
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只有少數的高官權貴集團可以做主稱趙,耀武揚威,大部分人跪地爲奴,唯唯諾諾。但是奴也分上、中、下,高、低、賤,所以爲了這樣一個名份,他們有時會鬥到你死我活。
這樣的例子從中共建立後到今天不勝枚舉,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更爲常見。早在中共割據一方時,就開始鼓動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不少人因此徹底地釋放了長期壓抑的人性之惡,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發誓說:「一旦奪取權力,一定要到地主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風流一番。」反右時期,毛澤東想鬥知識分子,先搞了個「雙百方針」來鼓勵大鳴大放,接著抓住知識分子的把柄往死裏鬥,美名其曰「引蛇出洞」,實質陰險至極。文革年間,中共給每個人劃成分,煽動社會仇恨,鼓勵人們舉報、揪鬥、貼大字報,不僅要從肉體上消滅階級敵人,還要從精神上毀滅,手段殘忍至極,共産主義在中國造成的人類浩劫遠勝於其他共産主義國家。
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一個妖魔鬼怪橫行的社會。紅衛兵式的「無腦學生」舉報敢言的大學老師,流氓式的「愛國群衆」瘋狂叫囂「留島不留人」,武警、警察對付手無寸鐵的抗議群衆,不是把槍擡高一厘米,而是能往死裏打,就往死裏打。中國人之間的競爭從來都是零和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笑到最後的人都是踩在累累白骨之上。
《新唐書》有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回頭審視那些躺槍的「台獨」,每抓一個,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多,好像永遠抓不完,偏偏還有這樣的好事者。當我們面對中共這樣的老大哥時,可能沒有想像中的那麽害怕,可怕的是它下面還有一群小大哥,它們可能才是更厲害的角色。
※作者為一個無可救藥的自由主義者,曾經在中國政府機關任職,後因言獲罪,現旅居海外,著有《自由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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