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女權視角:我們不需要女王 要能為婦女和自由而戰的領袖

齊澤克(Slavoj Žižek)    2022年10月14日 07:00:00

齊澤克(Slavoj Žižek)
●歐洲高等學院哲學教授
●倫敦大學伯貝克人文學院國際主任

 

過去一個月來,4件圍繞女性的事件成為頭條新聞:梅洛尼在義大利總理選舉中勝出、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逝世與葬禮,電影《女王》上映,以及伊朗道德警察殺害阿密尼後引爆大規模抗議。綜上所述,這4個故事凸顯政治版圖的基本特徵。

 

由於左翼未能對自由民主危機作出恰當的回應,歐洲全新右翼政府的崛起並不特別令人驚訝。但婦女在此次運動中的核心地位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梅洛尼和法國勒龐這樣的右翼領導人,正將自己描繪成傳統主流男性技術官僚的有力替代品。她們既體現右翼的強硬,往往還表現出與女性氣質有關的特質,例如注重關愛和家庭,亦即帶有人性的法西斯主義。

 

現在來看看經由電視轉播的伊麗莎白二世葬禮,這凸顯一個有趣的悖論:隨著英國從超級大國的地位不斷滑落,英國王室卻不斷強化其激發帝國夢想的能力。我們不應斥之為意識形態掩蓋實際的權力關係。相反,君主制幻想本身就是權力關係重現過程的一部分。

 

伊麗莎白二世逝世提醒我們關注統治和執政的現代區別,前者僅限於禮儀職責領域,民眾希望君主傳達同情、仁慈和愛國主義,同時遠離政治衝突。因此,君主所代表的並非超越意識形態,而是意識形態最純粹的形式。70年來,伊麗莎白二世的角色是作為國家權力的臉面,她的去世與首相特拉斯掌權在時間上的巧合或許高度偶然,但也深度象徵著從女王到女國王的轉變。在新角色中,特拉斯藉由結合能源補貼和為富人減稅,在一定程度上率先打擊左翼勢力。

 

普林斯-拜斯伍德(Gina Prince-Bythewood)執導的《女王》同樣探討君主制的政治邏輯。這是一部關於阿戈傑(Agojie)軍團的歷史性史詩,該軍團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組成的武裝部隊,從17世紀到19世紀保護西非的達荷美王國。片中由薇拉戴維斯(Viola Davis)飾演虛構的人物納尼斯卡將軍,僅聽命於蓋佐國王,但蓋佐國王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從1818年到1859年統治達荷美,而且直到其執政結束一直從事大西洋奴隸貿易。

 

在影片中,阿戈傑軍團的敵人包括由費雷拉領導的奴隸販子,費雷拉是一個受德索薩 (Francisco Félix de Sousa)啟發所創造出來的虛構人物。但事實上,德索薩是幫助蓋佐奪權的巴西奴隸販子 ,而達荷美王國則征服其他非洲國家,並把他們的民眾賣去當奴隸。儘管納尼斯卡被演繹成向國王抗議奴隸貿易,但真正的阿戈傑軍團卻是為國王服務。

 

因此,《女王》宣導某種西方自由中產階級所青睞的女權主義形式。像今天的#MeToo女權主義者一樣,來自達荷美的亞馬遜戰士會毫不留情的譴責日常語言中一切形式的二元邏輯、父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痕跡,同時也會非常小心,不去破壞支撐現代全球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更深層剝削。

 

上述立場涉及淡化有關奴隸制的兩大基本事實。首先,白人奴隸販子幾乎不必踏足非洲的土地,因為有特權的非洲人(如達荷美王國)會為他們提供充足的新鮮貨。其次,奴隸貿易不僅在西非十分普遍,在東非也毫不稀奇,在那裡,阿拉伯人奴役數百萬人,而且這種制度持續的時間比西非更久(沙烏地阿拉伯直到1962年才正式廢除這種體制)。

 

事實上,埃及穆斯林知識份子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的兄弟穆罕默德 (Muhammad Qutb)曾極力捍衛伊斯蘭奴隸制免受西方批評。他認為「伊斯蘭賦予奴隸精神自由」,並將西方的通姦、賣淫和隨意性行為(「最令人作嘔的動物主義形式」)與「伊斯蘭聯結女傭(女奴)及其主人的潔淨精神紐帶」進行了對比。現在仍可以從某些保守的薩拉菲派學者口中聽到這樣的言論,例如法贊 (Sheikh Saleh Al-Fawzan),此人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最高宗教團體。但如果只聽取西方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一面之詞,你根本就不會知道這一點。

 

幸運的是,伊斯蘭教與奴隸制的歷史聯繫不必然會阻礙穆斯林社會的解放潛力。 伊朗爆發的大規模抗議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因為它們將不同鬥爭(反對女性壓迫、宗教壓迫和國家恐怖)結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伊朗不是西方已開發國家的一部分,而抗議者的口號(女性、生命和自由)並不僅僅是#MeToo或西方女權主義的分支。儘管動員了數以百萬計的普通女性,但它卻牽涉到更廣泛的鬥爭,同時也避免了西方女權主義中常見的反男性化傾向。

 

高呼「女性、生命和自由」的伊朗男性,知道爭取婦女權利的鬥爭同樣是為爭取自己的自由,對婦女的壓迫僅是更大範圍國家恐怖體系的最明顯表像而已。此外,伊朗事件即將出現在已開發的西方世界,那裡政治暴力、宗教基本教義派和對婦女的壓迫正在加劇。

 

我們西方人無權將伊朗視為一個拼命想要追趕上我們的國家。相反地,想要有機會反美國、匈牙利、波蘭、俄羅斯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右翼暴力和壓迫運動,我們就必須向伊朗人學習。無論抗議的直接結果如何,關鍵是要保持運動的活力,我們可以通過組織社交網路,即使是在國家壓迫勢力暫時獲勝的情況下,也可以繼續展開地下運作。

 

光是表達對伊朗抗議者的同情或聲援還遠遠不夠,就好像他們屬於某種遙遠的異國文化。一切有關文化特性和敏感度的相對主義胡言亂語現在都毫無意義。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將伊朗民眾的抗爭視為自身鬥爭的同義詞。我們不需要女傀儡或女王,我們需要那些能動員我們所有人為「婦女、生命和自由而戰」,並反對仇恨、暴力和基本教義派的女性。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omen, Life, Freedom, and the Lef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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