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斯頓 (James Livingston)
●羅格斯大學歷史學教授
父權制的社會基礎是家庭經濟,其中商品生產的基本單位是一個包括奴隸與僕人的大家庭,還有近代早期歐洲的小農場或中央商店,由家庭成員與學徒組成的勞動力。經濟學家多布(Maurice Dobb)稱為「小生產方式」,17世紀時流傳到北美洲,後來在美國被視為共和政府的必要基礎。因此,它的建立或復興是從1740年的大覺醒年代,到1840至1850年的反奴隸制年代,再成為1890年代勞工騎士團與人民黨的社會運動目標。
對這些運動的追隨者來說,「自決」象徵著「自僱」,而僱傭則意味著奴役。理想化的自我控制者是一家之主,他擁有妻子而且控制子女的財產,他是負責任的、顧家的父親,因為他必須把財產傳給下一代,而身為父親最重要的警覺是監管妻小的性行為,特別是女性,這樣才不會發生有私生子出現在法庭,聲稱自己是合法繼承人的情況。害怕女性性慾不受約束而更加貶抑女性,也融入了小生產方式的文化中。
家庭經濟及其隱含的父權制,塑造了古老、希臘化、封建與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從1780到1890年,一場跨大西洋的工業革命,把商品生產轉移到工廠,讓多數家庭的經濟功能消失殆盡,並創造出沒有財產,為薪水而工作的無產階級。
保守派面臨的實際問題,是如何重建父權家庭在市場與國家之間的合法保護地位, 但他們無法讓我們重返家庭經濟,無論這聽來有多反企業化。如果不願放棄長期被推崇的現代企業資本主義,他們就無法扭轉上個世紀,甚至過去20年來的重大經濟事件。儘管他們還無法恢復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但仍可透過政治手段增加其優勢,包括披著破舊父權制外衣的男性至上主義,就像其他獨裁政權、美國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所做的那樣。
首先就是透過限制或禁止墮胎,來重申父權對女性性行為的控制。在菲爾默(Robert Filmer)與洛克(John Locke)爭論中難以解釋的曲解,以及施密特(Carl Schmitt)反對現代自由主義的論點,國家現在將取代家長的地位。
再來就是將異性戀重新確立為支配日常社會生活與婚姻契約的二元規範。工業社會與隨之而來的消費資本主義,製造了性別問題,亦即從資產階級社會過渡到企業資本主義期間所提供的選擇,將藉著立法手段延後。婚姻只是將男性和女性結合在一起的羈絆,性愉悅成為實現生育與家庭延續等社會目標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單純的性愉悅本身,因此對他們來說,任何方式的節育都是難以想像的。
正如霍利、其保守派同僚與許多他的前輩所理解,這些都是恢復父權制時,對男子氣概的想像與展現的必然結果。對女性的恐懼、對性別差異消失和男性至上主義衰落的嚴重焦慮,激發了他們的每一個議題,從他們寫的書、發表的演講到發起的立法。在他們看來,這個議題沒有什麼好尷尬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自己與川普的嚴重厭女症連結毫不感到困擾,也是他們為何樂見自己對女性性慾與權力的幼稚恐懼,一再被複述、引用、轉述並以其他方式公開展示。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父權主義作者讓人回想起1920年代德國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甚至博學多才的人,他們塑造了前衛法西斯主義的人格特質和社會心理,這些人包括小說家、記者、藝術家與激進份子,榮格(Ernst Jünger)與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即是其中之一。
美國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和霍利一樣,擁有常春藤聯盟名校的法律學位,也和霍利一樣,都是忠實重述這段過程的人。他的新書《只有強者:逆轉左派破壞美國實力的陰謀》 (Only the Strong: Reversing the Left’s Plot to Sabotage American Power,暫譯)講述了自威爾遜以來,民主黨人策劃的一場旨在削弱美國的陰謀。
霍利並不是退伍軍人,但他書中第七章名為「戰士」,在此章節之後,是對作為一名讀聖經、上教堂、盡職丈夫與父親的沉思。此處再次引用導演大衛芬奇1999年《鬥陣俱樂部》中的說法,只是為了複雜化並反駁前幾章中對資產階級順從的指責。在解釋為什麼身體力量、憤怒和對抗是男子氣概的必備特質時,霍利寫下可能是電影的引言,或劇中人 物達德頓為一場地下室鬥毆的開場白:
「左派的目標是創造一代雌雄同體的個體,明顯的性格特徵就是致力於自我表達,還有進行消費。……這是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左派的新理想,一個由雌雄同體消費者組成的國家,他們不會惹事生非,也不會提出太多問題,更不會質疑當權者 ,只會購買大量廉價的隨身用品讓企業有獲利。」
但是,參議員,在第46頁之前,您不是指責這部宣傳伊比鳩魯左派的電影,違反了好丈夫應具有的資產階優勢嗎?在此,霍利將這部電影視為「伊比鳩魯神話的男性特定版,反抗左派對男性的詆毀。這個版本將婚姻和孩子描繪成一條死胡同,而社會更普遍地被女性影響所腐蝕。」霍利主張,這就是《鬥陣俱樂部》仍然非常受歡迎的原因,「它直指資產階級的規範是有毒的,是閹割性的,只會使男人女性化並摧毀他的靈魂。男人只有擺脫社會和對他人的責任,以及束縛他的事物,才能真正成為男人。」
霍利並未自相矛盾,對他來說,戰士是盡職負責的丈夫或父親,體現了維持家庭完整的資產階級美德,他也是暴力的傢伙,拒絕接受資產階級生活中令人窒息日常儀式。因此,男人被允許的社會接觸,僅限於親密和敵對的兩個極端。日常
難怪男子氣概、陽剛之氣與男人的地位,現在看來如此岌岌可危。阿基里斯、邁錫尼國王阿加曼農與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爾所處的可怕、沒有文字的世界,看來從未如此吸引人。(系列二之二)
(翻譯:於慶中,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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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Men Overboar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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