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Jonathan Levy)
●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與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
●著有《美國資本主義時代:美國歷史》一書
大約在1980年之後,專案型國家讓出主位,非國家治理和國際資本網絡開始占據主導地位。正如梅爾所指,透過發債,國際資本網絡將債務推向國家和家庭,解決了通貨膨脹危機,並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經濟秩序。
主要的槓桿是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擔任專業治理機構,它們獨立於民主政治舞台之外。在這部分,梅爾模稜兩可,有時暗示非國家治理並不僅僅是為經濟菁英的利益服務,有時也承認治理與資本的議程會互惠。
無論如何,在1990年代末左右,資本取得了勝利,並鞏固了新自由主義的法律精神。但梅爾清楚地指出,新自由主義並不是關於擴大市場的規模與影響力,雖然這是其倡導者的強烈呼籲。反之,新自由主義的重點之一是如何調整收入分配,從靠勞動力累積收入轉移到靠資本累積收入。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透過必要的手段。雖然有時需要放寬管制和削減國家的角色,但它也經常需要動用到國家權力,特別是美國的力量,此外,這些措施的背後多半有哈佛專家背書,為這些手段賦予合法性。
最後,梅爾認為,新自由主義在 1990 年代末的勝利是由多個因素決定的。柯林頓的進步主義本能從未有機會影響政策。在這部分,利希滕斯坦和史坦的說法是一個有益的補充。他們逐一展示了柯林頓式的進步主義如何在八年任期內蛻變為柯林頓式的新自由主義。
魯賓背後有資本網絡的支持,而薩默斯則提供了學術背書。但同樣重要的是,柯林頓這位典型的政治家並沒有什麼宏偉的計畫。他在1998年坦言:「我們的任務是將政府從自身的過度行為中拯救出來,讓政府能夠再次成為一股進步的力量。」因此,當時環境對專案型國家發展可說是最不利的。
柯林頓本人並非工會的堅定支持者。他來自阿肯色州一個窮鄉僻壤,該區幾乎未受到專案型國家的影響,並在後來成為全球新自由主義典型模範生—沃爾馬的總部。在柯林頓任內,他以及就連最「左翼」的幕僚,往往與勞工保持距離。這正是利希滕斯坦和史坦在新書的書名中所說的「輝煌的失敗」。即使柯林頓具有進步主義的本能,他也拒絕為他最有進步主義色彩的政策培養支持這些政策的選民基礎。
柯林頓在總統任內似乎取得巨大成就,畢竟美國的各項經濟指標都在上升,美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似乎是唯一的最佳選擇。但在利希滕斯坦和史坦看來,柯林頓陷入一種「幻覺」,亦即如果任由資本網絡自由發揮,不受任何管制,它就會自動實現進步的目標。同理,梅爾也認為,柯林頓的「第三條路」—中間偏左的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不切實際的神奇思維」(magical thinking)基礎上。
早在1990年代末,這種模式就已經出現了裂痕。東亞金融危機之後,1999年在西雅圖舉行的世貿組織會議上出現了大規模示威抗議。然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梅爾將其視為近期歷史的關鍵轉折點。雖然歐巴馬政府(薩默斯重返歐巴馬政府,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在重建全球金融體系方面表現出色,但新自由主義更廣泛的合法性危機卻沒有那麼容易解決。隨著公眾對專家階層的建議失去信心,資本網絡變得脆弱不堪。
這是否意味專案治國捲土重來的時機已經成熟?不盡然。根據梅爾的分析,當今民粹式威權領導人,如匈牙利總理奧班、土耳其總統艾爾段、巴西前總統波索納洛、美國前總統川普等,其實是利用了專案治國的潛在力量,拼湊出臨時政治聯盟,為黑手黨式的腐敗開方便之門。因此梅爾在書中提出一個問題:專案型國家能否超越過去的侷限,以民主的方式重新煥發活力,造福大眾?
我們是否仍然能夠形成梅爾所謂的「新法律精神」?一種可能「擴大自由、公平和正義的新法律精神?」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考慮三個基本問題。首先,歷史顯示,在交戰和軍事動員時期,專案型國家一定是蓬勃發展。在這方面,拜登政府重拾柯林頓執政初期 「產業政策」的做法,與美國升高與中國對峙的態勢,兩者似乎互有關聯。
既然沒有一個有理智的人希望直接開戰,那麼我們該問的問題就變成,在沒有軍事威脅的情況下,是否有可能動員國內支持進行經濟轉型的議程。答案並不明確。正如一個多世紀前美國哲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指,現代性遇到的永恆挑戰之一就是找到「與戰爭等價的道德訴求」。而今我們只能寄希望於淨零經濟轉型,希望這個環保議題能為民眾提供意義,一如過去上戰場殺敵備覺榮耀。
第二個問題涉及美國全球霸權的命運。利希滕斯坦和史坦在書中分析美國經濟力的新邏輯,這個新邏輯在1990年代末期出現,係以美元的中心地位為基礎。不同於過去許多 「資源帝國」,1980年之後的美國經濟不再依賴資本和商品出口,而是改為依賴對世界的貿易逆差,讓全球資本大量流入美國,資助美國。
在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我個人認為專案型國家的模式沒有任何機會回歸。在這一點上,柯林頓的直覺是對的:約束資本流動等各種資本的行為,需要國際治理與解決方案。但是目前這樣的解決方案非常缺乏。
最後還有一點,那就是新自由主義始終關注的問題:將經濟收益的分配從勞動力轉向資本。梅爾批評「有組織的勞工」在1980年後未能「更強力地堅持所得份額再分配」。公正地說,幾十年來,勞工運動一直面臨層出不窮的困境。曾經它是一種有獨特目標的運動,但像所有專案一樣,在取得一些顯著成就後失去了動力。利希滕斯坦和史坦提到,如果勞工運動仍然存在,柯林頓政府的經濟政策可能不會失敗,因為它們可能不會是它們當時的模樣,或許會更關注所得的公平分配。
2023年,決定經濟和政策成效的結構性因素似乎再次發生了變化,而且可能是往更好的變化發展。柯林頓和「第三條路」的政治盟友(如英國的布萊爾)留下的經濟體,係靠資產價格膨脹和債務槓桿驅動,而這些收益主要流向富人,大多數人的工資幾乎原封不動。唯有收益能惠及普通大眾,以及靠他們推動經濟發展,而不是富有的菁英階層,才會出現新的法律精神。(系列二之二)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Evolu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Pow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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