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巴涅斯(Ana María Ibáñez)
●美洲開發銀行副總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不平等檢討負責人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LAC)的收入、財富和機會分配不均,阻礙了打造社會團結和強大民主國家的努力,也挫敗了年輕人的雄心壯志。但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事倍功半,進展停滯不前。各國政府迫切需要更好的證據,來說明如何解決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
為此,美洲開發銀行與倫敦經濟學院、耶魯大學、財政研究所以及十幾所一流大學的學者合作,對LAC不平等問題進行全面的重新審議。該專案的初步研究(包括對現有文獻、新資料和新分析的批判性綜述)顯示,該地區的不平等既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可預測,也非一成不變。
首先,LAC並非完全不平等。一些國家例如巴西、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和巴拿馬,所得不均非常嚴重,而其他國家包括玻利維亞、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和烏拉圭,收入差距則與美國相似。
此外,不平等遠非LAC社會的固定特徵,而是隨著時間有所變動,在大多數國家,不平等程度在 1970 年代開始迅速擴大,在 1990 年代達到頂峰,然後開始縮小。如今這個地區的不平等程度比30年前更低,這要歸功於教育獲益(縮小了工資差距)、商品帶動的經濟成長,以及政府一系列社會計畫。但自2014年以來,不平等基本上停留在不可接受的水準,那一年整個地區都陷入經濟停滯。
一項追蹤1980年至今不平等變化的研究顯示,這種廣泛的模式隱藏著顯著的變化。例如,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和秘魯在1980年至2010年期間大幅改善了不平等,儘管與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相比,它們的不平等水準仍然很高。相較之下,哥斯大黎加的不平等現象在此期間持續惡化。宿命論的說法是整個地區都受到結構性不平等的詛咒,無法靠政策干預來扭轉,但這種推論應該摒棄。
該專案還顯示,當地的財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均更根深蒂固。儘管資料仍然非常有限,但一項研究發現 ,在智利、哥倫比亞和烏拉圭,大約 1% 的人口控制37-40%的財富,而最貧窮的一半人口只控制10%的財富。此外,許多低收入家庭出現負資產,其未償債務餘額超過房屋、車輛和其他資產的總價值。
還有新的證據表明,該地區兒童的機會和潛在收入,往往與其父母沒有什麼不同,這意味著代間流動性較低。一項研究指出 ,在9個LAC國家中,當前收入不平等的44%(阿根廷)至63%(瓜地馬拉)是由「遺傳」因素造成的。而導致代間不平等持續存在的變數,包括出生在低收入地區、屬於少數民族,父母受教育程度有限或從事低薪職業。但在此區,情況也更微妙,在有奴隸制或壓迫原住民歷史的國家,種族或族裔因素預測代間社會流動性要低得多。
最後,地理位置很重要,但並不總是以可預測的方式。例如,LAC 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這一事實強化了農村動態對當地收入不平等影響不大的假設。但新的證據顯示,9 個國家總體收入不平等的11%(烏拉圭)至58%(玻利維亞)是農業收入差距造成的,主要歸因於小農場勞動生產率低下。
到目前為止,該專案證實LAC的不平等程度高到令人無法接受,也說明了其流動性以及對影響其「遺傳」程度的因素有何反應。有了這種細緻入微的理解,政策制定者應該放棄一些方案,改善其他方案,並測試更適合國家具體需求的全新戰略。 例如哥倫比亞和秘魯等國家,比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就需要不同的稅收政策和養老金制度,因為前者許多工人只有非正式合約,因此很少納稅或者根本不繳稅,而後者工人對養老金與社安福利的貢獻度更高。
擴大和提高教育品質、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現金援助等傳統策略可能有效,但不足以減少所有環境中的不平等。為實現此一目標,LAC國家政府必須促進能夠創造更多生產性(和正規)就業機會的經濟成長,並採取新一代的財政政策,讓每個人都能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Rethink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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