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講堂】假經濟實惠　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要付出代價

創新經濟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所依賴的資金來源，關注的都不只是經濟報酬而已。

 

 

～劍橋大學經濟系傑出兼任教授　詹韋（William H. Janeway）

經濟學向來關注於資源的有效配置。但過去的漫長一個世代裡，這門學科遭到「追求效率」的蠶食鯨吞。如今，馬斯克（Elon Musk）計劃把孜孜不倦地追求效率當成川普新一任政府的指導原則。但配置資源（這裡指的是政府資金）的效率，總是可能損害真正能實現目標的有效性。

從歷史上看，經濟學這門學科涉及的不只是配置：收入和財富如何分配以及整個系統的穩定性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根據新古典經濟模型，在競爭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價值在於其產出的邊際貢獻，因此最終會形成公平的所得分配架構。而根據理性預期假說，由於保證所有資源都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只受到隨機的外部衝擊），宏觀經濟穩定性這個研究領域已經變得無關緊要。

根據定義，在效率市場（efficient market）條件下，資源將會得到最佳化配置，以滿足個人偏好；自由競爭和價格機制可以確保在持續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狀態中沒有浪費。1954年，阿羅（Kenneth Arrow）和德布魯（Gérard Debreu）​將這個願景轉化為數學模型，其所定義的一般均衡，是將無限可能、視情況而定的各種交易全都一勞永逸地執行。

當然，阿羅—德布魯模型的問題在於其所描述的是凍結在特定時空中的經濟。原則上，要實現這種平衡，需要有無限多個市場，其中所有的產品和服務都可以進行交易，而每筆交易都要視世界上所有存在的、無限可能的狀態而定。有鑑於此，阿羅和德布魯最終推翻了現實世界中可以達到有效一般均衡的假設。

效率悖論

在現實世界中追求效率牽涉到一個基本的悖論。正如技術研究員坦納（Edward Tenner）所指出的，短期內針對當前世界狀況的最有效率配置，在世界狀況發生變化時，不可避免將導致一些參與者面臨效率極為低下的表現。因此，許多在2008年之前優化資產負債表以實現最大化收益的公司，在雷曼兄弟破產後，以破產清算告終。原本很有效率的安排，突然變得毀滅性十足。

當然，經濟效率低下本身不是美德，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了市場失靈的可能性。自從英國經濟學家皮古（Arthur Pigou）在一百多年前發表關於福利經濟學的開山奠基之作以後，關於經濟外部性、規模報酬遞增導致的不完全競爭，以及規模擴大卻只有成本增加的規模不經濟等文獻越來越多，也逐漸演變。

近年來，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學者，有的分析市場參與者之間資訊失靈的後果，例如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史彭斯（Michael Spence）和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有的評估過去被排除在經濟學領域之外的心理偏見，如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其研究夥伴特莫斯基Amos Tversky先前已離世）以及塞勒（Richard Thaler） ；還有的證明了合約永遠無法涵蓋或許會影響合作夥伴的所有可能意外事件，如哈特（Oliver Hart）和霍姆斯特姆（Bengt Holmström）。

然而，效率仍然是經濟學家用以評估公共政策和市場結果的標準。它推動了政府干預市場的成本效益分析，並支撐著企業管理者唯一職責就是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的信條。正如伯曼（Elizabeth Popp Berman）在《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一書中所寫，主流的「經濟實惠風格……依然深刻體認到市場是資源的有效率配置者……[並且]高度重視效率，將它視為衡量良好政策的標準」。

但公共政策並不是唯一崇尚效率的領域。這種過度偏重效率的現象，在整個經濟領域都很明顯，它排擠了其他優點，而且往往得付出犧牲創新、韌性和公平的代價。

說好的想要創新

在科學技術的最前端，必定是透過反覆試錯（失敗的次數遠遠多於成功的次數）而取得進步。這個過程需要在發現和發明上大力投資，也需要投資於各種嘗試實驗利用新創新所帶來的新經濟契機。每一步都會產生大量的浪費，從走入死巷的研究項目、無用的發明，到失敗的商業冒險。每當有新創企業利用創新而淘汰現有企業時，先前的生產性資產就會變得無利可圖且大致上一文不值。

同樣的，從運河和鐵路到電氣化和網際網路，種種撼動市場經濟架構的創新也需要巨額投資來建構網路，而其使用價值是最初所無法想像的。創新經濟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所依賴的資金來源，關注的都不只是經濟報酬而已。

從歷史上看，此類資金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波又一波的金融投機浪潮為新技術的開發和部署，以及探究可能衍生商業利益的相關實驗提供資金。積極主動的國家通常會以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的名義，擔保創新驅動的成長。

十九世紀末以後，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的大公司資助了大量機械進步、因而推動新科學發現，進而替更具有經濟意義的創新奠定了基礎。這些企業巨頭獲得國家不同程度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許，因為他們可靠地將部分壟斷利益投入中央研究實驗室。試想美國過去的電話業壟斷性霸主AT&T、它發明的電晶體，還有高科技革命的起源。壟斷是一種低效率的經濟結果，卻為創新投資提供了制度基礎。

最終，這些公司看似牢不可破的市場地位將因競爭或放鬆管制而喪失（AT&T早已今非昔比），而股票回購的穩妥報酬也取代了研發方面的風險投資。然而，在這個時候，一群美國政治企業家已成功地將國家安全和公共衛生，綁定為國家直接投資科學的合法理由。美國國防部的資助了推動數位革命的所有基礎技術；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則成為基因工程和生物技術的助產士。

熊彼特式浪費

支撐創新所必要的效率低下，就是我所說的「熊彼特式浪費」，藉以紀念第一個廣泛而深入地探討創新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自從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豪伊特（Peter Howitt）將熊彼特所稱的「創造性破壞」過程正式化（分別在1990年的一篇開創性論文以及2008年出版的《成長經濟學》一書中）以來，關於這個主題的實證研究已經越來越多。

最初的熊彼特式成長模型假設，有抱負的創新者對未來有足夠的了解，從而可以優化其在研發方面的投資；若就這個狹隘意義來說，創新從一開始就內建了效率的美德。但該模型也承認，在創新競賽中，大多數競爭者都會失敗。贏家將是暫時的壟斷者，可以暫時獲得超額利潤，也就是「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s），做為前期高風險投資的報酬。因此，效率比靜態世界中資源最佳化配置更低，可說至關重要。

這也不是伴隨熊彼特式創新的唯一效率低下。數年前，阿吉翁和豪伊特在美國經濟遭遇生產力成長緩慢、經濟活力明顯下降的情況時，回顧了他們的研究：

「創造性破壞引發了一場衝突，一方是從創造性破壞中獲益的外來破壞者，另一方則是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現任者，因此會試圖壓制創造性破壞。然而顛覆性創新者一旦成功，最終也會成為反動的既得利益者，這使得衝突變得更加複雜。事實上，他們的創新若越成功，就越有能力壓制外來者的未來創新。因此，那些可望刺激創新和成長的壟斷租金，後來可能會被用來資助抑制創新和成長。」

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美國拜登政府對於產業政策的重新重視，動員整個政府之力來解決這些阻礙技術前瞻投資的內在障礙。具有戰略價值、高風險的投資捲土重來，而《美國救援方案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兩黨基礎建設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和《降低通貨膨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替這方面的公共保障提供了頭期款。川普第二任政府是否會支持或尋求廢除這些措施，仍是關鍵的「已知的未知數」。（系列二之一）

詹韋（William H. Janeway）是劍橋大學經濟系傑出兼任教授，著有《在創新經濟中實行資本主義》（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暫譯）。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False Econom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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