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講堂】當市場贏家控制政治進程時　就無公平可言

如果說效率是經濟學的主要美德，那麼公平就是開放政治體系的主要美德，而公平與否是由那些能夠參與政治過程的人進行主觀評估。

 

～劍橋大學經濟系傑出兼任教授　詹韋（William H. Janeway）

韌性勢在必行

評估企業資本配置效率的主要指標，在於其產生的財務報酬。然而，獲利增加只是已配置資本報酬提高的驅動因素之一。企業還可以減少承諾資本額，以在短期內獲得更確定的報酬。

就私人企業而言，最容易縮減的是那些僅帶來偶然性、系統性效益的投資。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正如阿羅和尼爾森（Richard R. Nelson）在60多年前發表的開創性論文中指出，投入研發的公司無法將該項研發帶來的所有可能未來報酬一網打盡，因為有用的知識會被公開、專利會過期，創新也會被創業者拿來創造自己的金流。

對於創新投資的興趣缺缺，同樣也發生在對於韌性的投資上。在緩衝庫存和第二供應商方面的投資，只能取得系統性效益的一部分，因此不會被個別企業納入完整考量。結果是，企業在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領域上投資持續不足（相對於其社會價值而言）。

回想一下，建構在資訊科技之上的高效率全球供應鏈究竟有多麼脆弱，已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暴露無遺。只顧股東和管理者的利益而將短期成本最小化、報酬最大化，意味著只會把最低限度的資本，配置在維持那些可能有助於吸收供應衝擊的緩衝庫存或額外的第二供應商。

1982年股票回購合法化，在這方面，韌性經濟學也與創新經濟學一致。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數越少，每股盈餘和潛在股價就越高。同樣的，相較於為了未來可能出現的任何衝擊而投資於韌性，拿自由現金流量來回購自己的股票，可以為股東（包括持有股票選擇權的經理人）帶來更確定、更直接的報酬。

有鑑於這些問題，若要評估經濟體系的韌性，需要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著手延伸經濟學，以涵蓋介於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連接不同企業、上下游之間複雜而不斷發展的網路。幸運的是，正如我去年春天所述，這些路線的研究正在迅速發展。

流放公平性

在《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中，伯曼追蹤以效率為中心的「經濟實惠風格」如何主導公共政策，如何超越對於公平性的關注，後者激發了新政和1960年代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短暫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劃。她指出，除了具體的政治計畫內容之外，它還具有「更微妙」的定調議程作用：

「經濟實惠風格……是一種決策框架，其影響力與其宣稱政治中立的能力息息相關。它將自己描繪成只是決策的技術手段，持任何政治價值觀的人都可以同樣有效地使用。但這只是一種詭計：效率本身就是一種價值。」

打著這種非關政治的幌子，效率塑形了新自由主義秩序，其始於卡特（Jimmy Carter）執政期間，在雷根（Ronald Reagan）執政期間得以開花結果，在柯林頓和歐巴馬政府時期也持續存在。曾任詹森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奧肯（Arthur Okun），透過其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平等與效率：大權衡》（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書名體現了這個時代精神。僅僅15年後，在柯林頓政府尋求醫療改革未果期間，馬克爾基金會（Markle Foundation）資助電玩《模擬城市》的開發商Maxis，開發一款醫療政策模擬遊戲，玩家可以在遊戲中切換一個簡單的滑塊，在平等與效率兩極之間選擇自己的立場。

這種權衡的核心經濟原則是「帕雷托最適」（Pareto optimum，通常稱為「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該定理斷言，當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改善自身的地位之時，就是最適資源配置。這個定義中並沒有考量到收入和財富的實際分配。舉例來說，向最富裕0.01％人口增稅來增加醫療補助，跟透過削減社會安全福利來為富人減稅，同樣違反這個原則。

1939年，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Hicks）和卡爾多（Nicholas Kaldor）試圖更直接地解釋分配的問題。他們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基本定理」指出，如果贏家所獲盈餘足以補償輸家，則這種改變仍不啻是最適資源配置。但是，當然，關鍵問題不在於贏家是否能補償輸家；而是他們是否真的會這麼做。

哪一種平等？

如果說效率的同義詞「結果平等」過於極端，在政治辯論上不可行的話，「機會平等」則站在市場權力分配與政治權力分配的關鍵交會點。如果說效率是經濟學的主要美德，那麼公平就是開放政治體系的主要美德，而公平與否是由那些能夠參與政治過程的人進行主觀評估。

在馬斯克考慮投入美國政壇的數年之前，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透過將《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言論保護傘的範圍擴及政治獻金，從根本上改變了市場和政治權力分配之間的緊張關係；先有1976年的《巴克利訴瓦萊奧案》（Buckley v. Valeo），後有2010年的《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正如馬斯克和其他許多人這些年來所顯示的，當市場贏家控制政治進程時，就沒有公平可言。

諷刺的是，此時此刻，當市場遊戲最極端的贏家展現出極致的政治狂妄時，權衡的條件可能會逆轉。在川普開始第二任期之前已經主宰美國政壇的混亂情勢，顯示除了效率和公平的拉鋸戰之外，可能還有更糟糕的選項。任何看似連貫的治理若是崩潰了，無論如何定義這種崩潰，肯定是與最佳治理背道而馳。

如果情況夠糟，或許我們將會看到一個新的廣泛聯盟成形，由那些體認到若想維持任何程度的公平，就必須保持最低限度效率的人所組成。對於那些與川普結盟、希望美國恢復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總統和胡佛（Herbert Hoover）政治經濟的人，尤其是一些科技巨頭來說，這將是一個相當諷刺的意外後果。

效率與有效性

無論目標是增加創新、韌性或公平性，我們可以預期公、私機構都將依照是否可以證實其措施的有效性而進行評估。在胡佛留下爛攤子之後，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發起的新政（New Deal），至今仍被視為是和平時期以有效性、而非效率為優先的公共政策議程最佳典範。儘管在1937-1938年出現「羅斯福衰退」之前就宣布勝利有點言之過早，但新政結束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並為經濟復甦奠定了基礎。在此過程中，新政的「公共事業振興署」讓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獲得就業，同時也將「浪費公帑」加入政治詞典中，做為政府效率低下的同義詞。

但隨著二次大戰爆發而出現的工業動員，帶來效率和有效性之間更為明顯的對抗。最新研究來自知名經濟史學家菲爾德（Alexander J. Field），他在《大躍進》（A Great Leap Forward）一書中，引導讀者得出一個矛盾的結論：大蕭條時期是美國歷史上生產力成長最快速的時期之一。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發電能力和配電網路的擴張，佐以裝置驅動馬達的普及，實現了大幅壓低成本的靈活生產，從而徹底改變了製造業。受益於新政在道路建設上的投資，製造業生產力的激增讓整體經濟雨露均霑。無庸置疑，倖存者偏差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因為那些缺乏管理能力、財力來部署新製造技術的公司已經不復存在了。

菲爾德在其新書《美國二戰動員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U.S. Mobilization for the Second World War）中明確指出：「1941年至1945年間製造業生產力的縮減，幾乎完全抵消了1939年至1941年間取得的成果。總要素生產力……在戰爭期間每年跌幅為5.05%，相較下，在戰前兩年的成長率為10.5%。」正如他詳實的記錄，動員的經濟效率極其低。

菲爾德的框架反映出他對理性主義經濟規劃的青睞，導致他針對有效率動員所需的條件做出與事實相反的推測。

軍隊的需求日新月異，是制定生產計劃時面臨的最大不確定因素。在理想世界中，應該可以透過對軍事戰略的仔細分析而推斷出這些需求；但這在1942年是不可能的。據菲爾德回憶，一直到1943年11月底的德黑蘭會議之後，盟軍的戰略才完全確定下來。事實上，當時戰爭情勢已經明顯有利於盟軍。

在與歷史現實相反的情況下，菲爾德提出了一個與現實八竿子打不著的平行世界，在其中「一項獲得廣泛認可和理解的戰略，將使軍方和民用規劃人員能夠就生產內容、生產順序做出明智的選擇。及早制定策略應該有助於控制經濟動員時可能出現的混亂過程。」

我的父親艾略特詹威（Eliot Janeway）對二戰動員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70多年前出版了《生存之戰》（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他在寫作之時，才剛親身經歷了美國如何因應一場全球生存危機，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他首先讚揚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事件前就認識到的一點：有效率的動員規劃頂多只能分散人們對最基本需求的注意力：

「對羅斯福來說，隨著危機的加深，隨著我們似乎無法避免地被捲入其中，隨著孤立主義之爭愈演愈烈，重要的問題是整個國家是否應該參與對於自身的防衛，而不是政府如何規劃參與其中。 ……他的施政表現確實不夠老練。但他想要表達的訊息最終及時傳達給了人民：工業動員對於防衛是必要的，如果戰爭爆發，美國只有透過工業動員才能贏得勝利。」

我父親書中的一句話已成為當今的慣常用言：這場戰爭是靠著「生產的動能」取得勝利。……儘管菲爾德記錄了諸多明顯的效率低下現象，但情況果真如此嗎？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些效率低下是否是產生生產動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0年5月15日，就在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經濟為之凍結時，川普政府啟動「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提供110億美元研發疫苗。至少多達六個疫苗計畫獲得資助（輝瑞-BNT疫苗雖然不在其中，但確實獲得美國政府的大量預購協議）。首批疫苗於當年年底獲得使用批准。

當然，川普在這些驚人成就上拒絕居功，而後又提名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等狂熱的反疫苗人士進入他的第二任政府。無論如何，我們再度獲得一個教訓，在面對壓力和無法避免的不確定時期，適當的反應之道是加倍努力以提高有效性。容忍必要的浪費，對於成功而言至關重要。（系列二之二）

詹韋（William H. Janeway）是劍橋大學經濟系傑出兼任教授，著有《在創新經濟中實行資本主義》（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暫譯）。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False Econom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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