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聖城軍視角：暗殺非政治領導人的工具　是瘋狂的社會邊緣人

赫魯雪娃

 

•  1964年生

•  蘇聯前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孫女

•  199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

•  目前擔任美國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國際事務教授兼副學務長

•  研究領域為全球媒體與文化、俄羅斯研究、美國政治

像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這種坐大位只出一張嘴、靠5次緩徵逃過越戰的人，暗殺對他們來說肯定像是外交政策上的必「殺」技，單靠一台無人偵察機或一把步槍，問題便在彈指之間灰飛煙滅。

然而，回顧過往歷史，暗殺根本無法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事實上，許多前車之鑑反倒告訴我們：暗殺只會惹來一身腥，把局面搞得難以收拾，歷史上幾乎所有暗殺都是孤注一擲的下下之策，策劃者通常都非政治人物，而是矢志不渝的意識形態者（ideologue）。

這一點從暗殺的「黃金年代（golden age）」便可略知一二。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暗殺事件可是時有所聞。在這數十年間，一個又一個叱吒政壇的人物命喪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s）手下，包括美國第20任總統加菲爾德（James A. Garfield）、第25任總統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哈布斯堡女王（又稱伊莉莎白皇后，法蘭茲一世（Franz Joseph I）之妻）、義大利君王翁貝托一世（Umberto I）、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四任總統卡諾（Sadi Carnot)）、西班牙首相德爾卡斯蒂略（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與卡納列何（José Canalejas y Méndez）。

這一連串無政府主義暗殺行動（movement of anarcho-assassins）的兩大指標人物分別是巴枯寧（Mikhail Bakunin）與克魯泡特金王子（Prince Petr Kropotkin）。

這兩位都是俄國人應該也沒什麼好意外的。畢竟，據慕斯特（Georg Herbert zu Münster）引述當時一位匿名俄國外交官所言，19世紀的俄國就是「透過暗殺緩解絕對主義（absolutism tempered by assassination）」。

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均支持以暗殺實現理想，他們稱之為「行動宣傳（the propaganda of the deed）」，哈佛文化歷史學家賈莎諾夫（Maya Jasanoff）在其巨作《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約瑟夫・康拉德》（The Dawn Watch: Joseph Conrad in a Global World）中，以更精確的文字描述暗殺，她說是「炸藥行動宣傳（propaganda by dynamite）」。

康拉德是波蘭裔英國小說家，他於1907年出版《秘密間諜》（The Secret Agent）一書，書中主角是名色情書刊店老闆，並非政治狂熱者的他最終在俄國策動下成為間諜，並且密謀犯下一起驚世駭俗的爆炸攻擊事件。

賈莎諾夫認為康拉德試圖透過《秘密間諜》表達，暗殺手段並非政治領導人的工具，而是瘋癲癡狂的社會邊緣人、內在匱乏的異見人士與道德淪喪的怪物唯有的武器。

最終，在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主張的暴力無政府主義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應運而生。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可是最獨裁專政的極權國家，堪稱世間無雙，然而，若要論極權主義能手，中國前任國家主席毛澤東肯定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現任主席習近平挾大數據、臉部辨識與人工智慧等技術，依舊穩坐極權王位，讓中國穩居極權主義大本營的地位。

倘若俄羅斯帝國是透過暗殺緩解絕對主義，發生在日本的暗殺事件便是為了「清理門風」。

1920至1930年代，日本軍界大老大多選擇行刺政壇人物作為左右政策的方式，當時，日本陸軍與海軍的極端民族主義份子進行了一系列暗殺行動，目的就是要消滅反對日本入侵與接管中國的平民異議份子。

193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Inukai Tsuyoshi）參與倫敦海軍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談判，但民族主義者認為條約矮化國格，使日本地位低於美國與英國。隨後一名海軍軍官便在1932年發動計畫，刺殺犬養毅。犬養毅身亡當天稍早曾招待過卓别林（Charlie Chaplin），行刺軍官原先還想連他一併處理。

由於暗殺者總受到輕判，反而變相鼓勵更大規模的政治暗殺行動。

儘管二二六事件（February 26 Incident）策劃者未能除掉日本總理大臣岡田啟介（Keisuke Okada），也沒能挾持昭和天皇，但他們還是成功殺害當時的大藏大臣高橋是清（Takahashi Korekiyo）與首相齋藤實（Saitō Makoto）。

高橋是清在當時有「日本凱恩斯（Japan’s Keynes）」的美名，齋藤實則是昭和天皇最信任的軍事顧問，在這一系列暗殺中有人逃過一死，卻身受重傷，如時任天皇侍從長的鈴木貫太郎（Kantarō Suzuki）。

事實是許多國家資助的刺殺行動與未遂事件都與個人恩怨有關。

史達林一向憎恨革命人士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940年，托洛斯基遭人以冰錐插入頭骨死亡，想必史達林得知消息定是樂不可支，刺殺托洛斯基的是西班牙共產黨兼蘇聯政治警察特務麥卡達（Ramón Mercader）。

2006年，俄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遭控下令以放射性物質「釙-210」毒害前蘇聯KGB上校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2018年，普京又遭傳命人毒殺斯格里帕（Sergei Skripal）及其女兒，所幸兩人都大難不死，逃過諾維喬克神經毒素（Novichok nerve agent）。

據傳，斯格里帕之所慘遭毒手是因為他流亡倫敦，後向英國投誠，令普京倍感冒犯。

不過，民主國家也不必自命清高，一副採取暗殺天地不容的模樣。

過去，美國長期試圖暗殺古巴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從投毒到爆破雪茄，無所不用其極，無奈次次功敗垂成，實在不難想像美國領導人各個玻璃心碎的樣子。

1802年，英法簽訂休戰協議《亞眠和約》（Treaty of Amiens），眼看好不容易達成的和平局面，拿破崙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又開始蠢蠢欲動，英國遂企圖暗殺拿破崙。

兩位分別任教於西北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教授瓊斯（Benjamin Jones）與奧肯（Benjamin Olken）在2007年，共同發表一篇論文，分析暗殺對歷史走向的影響，並量化策略判斷錯誤所致的暗殺行動。他們發現成功並非必然，自1875年至2004年共298件暗殺，其中僅59起成功殺害目標。

更重要的是，瓊斯與奧肯指出：政府明目張膽鎖定並殺害目標，鮮少能有效終止戰爭或化干戈為玉帛，這項研究結果無疑是預示伊朗聖城軍（Quds Force）指揮官蘇雷曼尼（Qassem Soleimani）之死。

這一次川普還是老樣子，又讓全球見證他空口說白話，長遠來看，美國還可能得付出慘痛代價。

（翻譯：盧思綸，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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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Assassin’s False Cree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