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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論壇》歷史視角：道德和外交政策混為一談　是錯誤也是學習

奈伊（Joseph S. Nye） 2020年01月19日 07:00:00

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當我告訴一個朋友，我剛寫了一本關於道德和外交政策的書時，她諷刺道：「那一定是一本很短的書（It must be a very short book）。」這種懷疑很常見。網路搜索結果顯示，關於美國總統道德觀點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書籍少得驚人。

正如著名政治理論家沃爾澤（Michael Walzer）曾經描述1945年後美國國際關係研究生培訓時所說的一樣，「道德論點違背了一般情況下發生的學門規則（Moral argument was against the rules of the discipline as it was commonly practiced）。」

懷疑的理由似乎顯而易見。儘管歷史學家們已經寫過關于美國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和道德主義（moralism）的文章，但像冷戰（Cold War）時期美國「圍堵（containment）」理論之父肯楠（George F. Kennan）等現實主義（realism）外交官，早就警告過美國「道德主義—法律主義（moralist-legalist）」傳統的弊端。

國際關係是一個無政府（anarchic）的領域；沒有世界政府存在以提供秩序，國家必須為自己提供防禦，當生存受到威脅時，目的被用來合理化手段。在缺乏有意義的選擇時，道德就無法存在。

正如哲學家所說，「應該意味著可以（ought implies can）。」沒有人能責怪你不去做不可能的事。

根據這個邏輯，將道德和外交政策合併是一個分類上的錯誤，像是問一把刀切東西時的聲音好不好，而非實際上切割的成效，又或者一把便宜的掃把是否比貴的更擅長跳舞。因此，在衡量總統的外交政策時，我們應該單純地問它是否有效，而不是是否符合道德。

雖然這種觀點有一定的優點，但它迴避棘手的問題的同時也過度簡化。

缺乏世界政府並不意味著完全缺乏國際秩序，一些外交政策問題關係到一個民族國家的生存，但大多數並非如此。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捲入了數場戰爭，但沒有一個對生存是必要的。許多有關人權、氣候變化或網路自由的重要外交政策選擇根本不涉及戰爭。

事實上，大多數外交政策問題都涉及必須選擇的價值觀之間的權衡，而不是應用存在理由的僵化公式。

一位憤世嫉俗的法國官員曾經對我說，「我把善定義為什麼有利於法國的利益。道德無關緊要。（I define good as what is good for the interests of France. Morals are irrelevant）。」他似乎沒有意識到，他的陳述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判斷。

說所有國家都以國家利益為行為準則落入了套套邏輯，或者至少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問題是，領導人如何選擇在不同情況下界定和追求國家利益。

近一步來說，不管我們喜歡與否，美國人總是對總統和外交政策做出道德判斷。

甚至在川普（Donald Trump）向烏克蘭總統提出請求的那通著名電話之前，川普政府的行為就曾將道德與外交政策問題從理論問題提升到頭版新聞。例如，2018年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異議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的領事館遇害後，川普因無視野蠻罪行的明確證據，與沙烏地王儲保持良好關係而受到批評。

自由派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將川普關於卡舒吉的聲明稱為「無情的交易，對事實不聞不問（remorselessly transactional, heedless of the facts），而保守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社論說，「即使算上尼克森或詹森這樣無情的實用主義者，我們也不認為有總統寫這樣一份公開而無視美國守法精神與原則的聲明（we are aware of no President, not even such ruthless pragmatists as Richard Nixon or Lyndon Johnson, who would have written a public statement like this without so much as a grace note about America’s abiding values and principles.）。」

石油、軍售和區域穩定是國家利益，但對其他人來說有吸引力的價值觀和原則也是如此。如何結合它們？

不幸的是，許多關於道德和當代美國外交政策的判斷相當隨意或考慮不周，而目前太多的辯論都集中在川普的個性上。

為了糾正這種情況，我的新書《道德重要嗎？（Do Morals Matter?）》試圖通過表明川普的某些行動並非自二戰以來歷任美國總統未曾採取的來說明。正如一位敏銳的記者曾經對我說的，「川普並非獨特的，而是極端（Trump is not unique; he is extreme）。」

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很少清楚了解衡量外交政策的標準。

我們讚揚雷根（Ronald Reagan）這樣的總統在發言中表明其道德立場，仿佛清楚表達的好企圖就足以做出道德判斷。但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布希（George W. Bush）的經驗說明了，沒有足夠手段實現的善意企圖可能導致道德上的負面結果，如一戰後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或布希入侵伊拉克（Iraq）。或者，我們僅僅根據結果來判斷總統。

部分觀察家稱讚尼克森結束了越南戰爭（Vietnam War），但他犧牲了2萬1000名美國人的生命，創造了一個挽回面子的「體面間隔（decent interval）」，結果卻是失敗道路上的短暫停頓。

良好的道德理論應該具備三個面向：權衡和平衡的意圖、後果和手段。

外交政策應據此被衡量，此外，有道德的外交政策必須考慮各種後果，例如維持鼓勵道德利益的體制秩序，以及格外具有新聞性的行動，像是支援他國異議份子或受迫害群體等。

重要的也包括「不作為」的道德後果，例如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願意接受韓戰（Korean War）期間的僵局和國內政治懲罰，而不遵循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對使用核子武器的建議。

正如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著名的指出的那樣，從不吠的狗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主張道德在接下來一年內的外交政策辯論中不會起任何作用是毫無意義的。人們應該承認總是用道德推理來評斷外交政策，但應該學會如何做得更好。

（翻譯：翁儷庭，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Why Morals Matter in Foreign Policy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外交道德翁儷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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