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斌(Debin Ma)
●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
●牛津萬靈學院院士
黃亞生還探討了科舉制度(EAST的E)的誕生和演變。儘管只有極少數的男性能夠通過這個層層把關的窄門,但科舉考試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在黃亞生精闢獨到的剖析中,科舉制度自問世以來,既是祝福,也是詛咒。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黃亞生也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他聲稱科舉在清朝時期式微的說法與大量文獻相矛盾,這些文獻顯示,實際上科舉制度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和政治灌輸(洗腦)的工具,已經進化到趨近完美。這就是少數滿族人維持統治權的方式。
黃亞生認為,舉人賣官——更確切地說,及第考生賣掉獲得的官職級別,破壞了清朝的科舉制度。但是賣官其實受到嚴格管制,只不過在1860年代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才變得猖獗,在這期間約2000萬至3000萬人被殺。一旦清廷剿平太平天國叛亂、恢復和平後,舉人賣官的現象立刻受到約束。既然賣官引發如此強烈的反彈,似乎可證明科舉制度仍受到高度重視。
較令人覺得奇怪的地方是,黃亞生聲稱,清朝當局不那麼看重科舉制度,因為及第的漢人(尤其是南方各省的漢人)超過了滿人。實際上,滿人擁有保障名額的優惠待遇,從未與人數多、條件又差的漢人應試者競爭過。(1911 年清朝滅亡,部分原因就在於滿人的這些特權)。
對黃亞生來說,科舉制度是串連古代與現代共同點的一條線。根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競賽理論」,地方和區域政府在近代改革開放時期促進了經濟成長,因為中央政府使用了諸如GDP或其他可量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指標等評量標準,評估和激勵區域官僚。黃亞生認為科舉考試在歷史上就相當於這類指標。
但這種比較在概念上會讓人困惑,因為科舉並不是官員工作績效的指標,而是一種篩選手段,讓統治者從成功入榜的名單中,選拔官員。沒錯,統治者確實制定了其他標準,例如18世紀根據郡縣的相對地理重要性、行政管理難度、稅收和社會治安狀況進行分類。但這些措施顯示,朝廷最關心的是政治穩定;GDP或GDP成長率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
黃亞生這本新書顯示一個更廣泛的趨勢:中國學者愈來愈傾向於藉助歷史,深刻理解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但是,當重點擺在制度的歷史起源和它何以歷久不衰時,必須注意避免歷史唯物主義論。歷史非常易變,對過去總是可以有多種解釋,而且解釋本身會重塑過去和現在。更重要的是,不能僅透過研究中國內部發生的事件,解釋改變和轉變。
中國曾經處於十字路口,尤其是在19世紀下半葉,當時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曾強制性「開放」中國。中國逐漸但深切地認識到自己落後他國之後,分別在1898年進行百日維新,以及在1901-11年的晚清進行憲政改革,走向君主立憲制度。然後,在1911年,清朝被推翻後,民國時期曾短暫試行議會政治。
為什麼這些實驗失敗了?更重要的是,在1920年代,鮮少人聽過共產主義這個詞,但是到了1940年代末,共產主義為何能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雖然這段歷史中的許多內容仍需評估和重新評估,但顯而易見,必須結合明治維新的日本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俄羅斯,在這兩國崛起的脈絡下,才能理解何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會出現如此重大的變革。
黃亞生以充滿溫情和懷舊筆調所描述的1980年代也是如此。中國意識形態的轉變其實是因為看到敵對國戰敗後經濟卻快速成長: 這些對手包括二戰中的日本、韓戰中的韓國、國共內戰中的台灣,以及仍被殖民(或被羞辱)的香港。再加上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領導下重振經濟繁榮,這些證據足以震撼中國人的心靈。經過 30 年的閉關鎖國,中國再次嚴重落後。
我清楚地記得,1989年夏天,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發生後,陰霾籠罩著中國。這與當年稍晚柏林圍牆倒塌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和中歐的欣喜形成了鮮明對比。大家普遍認為,專制主義終將失敗,民主必將獲勝,歷史的終結近在眼前。
現在,中國引人矚目的經濟轉型,以及 「休克療法」在俄羅斯和東歐留下的長期影響,似乎讓我們對早先樂觀自信的假設產生了懷疑。同樣地,儘管「阿拉伯之春」曾讓人欣喜若狂,但這些民眾起義很快又讓位給重新復辟的強人威權主義。事實上,就在那期間,中國也開始重新加強國家和黨的控制權。
雖然我並不認同威權主義或民主制度才是經濟成長的引擎這種單一觀點,但我同意黃亞生的觀點,即中國 40 年來空前的繁榮與成長應歸功於市場,而非國家。此外,當我們西方人在輸出我們的意識形態之前,有責任更深入了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永續進步的基礎是什麼。(系列二之二)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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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China's Long March Back to Stagn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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