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安全視角：投入中觀經濟學研究　減低供應鏈衝擊危機

詹韋（William H. Janeway）
●私募基金「華平投資」特別有限合夥人
●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師
●著有《 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等書

1950 年，美國軍事學院（慣稱西點軍校）社科學系主任喬治．林肯（George A. Lincoln）出版《國家安全經濟學》（Econom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Managing America’s Resources for Defense）一書，在該書中，他和他的同事濃縮整理了從二戰期間產業動員（industrial mobilization）所學到的教訓，這些心得往往來得太遲，也伴隨著痛苦。但在四年後付梓的第二版中，林肯對此書進行「全面修訂」，將韓戰期間「局部動員」的額外心得納入考慮。

第二版完整而詳細地分析了「一戰期間戰爭產業委員會」主席巴魯克（Bernard Baruch）所稱的 「五大動員」：人力、物資、資金、製造和士氣等。該書也預見冷戰期間可能出現的新威脅，並確定了四個等級不一的動員。

第一種是全面動員，描述二戰期間英國人（更甚美國人）所經歷的情況。第二種是有限（或部分）動員，如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前兩年和韓戰爆發後所進行的動員。第三種是持續維持高度「準備狀態」（high plateau of preparedness），這種狀態與美國在整個冷戰期間的狀態相當，但會根據國際形勢，多少會有所不同。第四種是解除動員後的「正常」和平時期經濟狀態。

回顧美國建國以來的幾次承平時期，政府採購（包括彈藥採購）對國家資源的需求僅占了微不足道的比例。但二戰之後，國家安全經濟學出現新的範式。每一種程度不一的動員對各自資源的需求也有別，因此也就有了採取措施，壓制市場價格訊號的合理需求。這就是國家安全經濟學與更廣泛的產業政策經濟學相互重疊之處，以及能為後者提供借鑒之處。

林肯認為，不管是上述什麼情況，關鍵挑戰是確定「需求與能力之間的關係」，而這取決於是否「有足夠的經驗、數據和統計訊息」。他說道：

「雖然把軍事的需求轉化為特定的最終產品，以及把最終物品轉化為所需的原物料、機床、人力和設施，或是把這些因素轉化為資金，理論上相對容易，但從一個類別轉化成另一個類別的實際詳細行動則是困難的過程，需要判斷力、大量的心力和時間。 等式中的能力面更是困難。我們需要了解美國經濟中存在哪些資源，知道如何調整這些資源以符合安全所需，以及掌握調整的時機。安全工作是動態的，需要多個活動同時進行。小小的計算錯誤，例如在美元或噸位上弄錯，導致銅短缺，可能造成生產中斷等嚴重後果。」

重新發現產業政策

70年後的今天，這種產業政策的思維模式再次變得重要，因為它為美國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2023年4月27日提出的「現代產業與創新戰略」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措施，提供必要的框架。

蘇利文認為，由於產業基礎「空洞化」、「受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左右的新環境」、「氣候危機加速以及高效公正的能源轉型刻不容緩」、「社會不平等現象構成的挑戰及其對民主的破壞」等等，讓美國面臨著多重、愈來愈嚴重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 「一種鼓吹建設的經濟心態」。美國必須確保擁有「生產和創新能力，並提供公共設施，如強大的有形和數位基礎設施以及規模化的清潔能源」。

為了因應這些挑戰，政府實施了《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2021年）、《晶片與科學法》（2022年）和《通膨削減法》（2022 年）等產業政策。即便這些政策全加在一起，也遠不及透過「生產動能」打贏二戰的資源全面動員令，甚至也無法與韓戰期間適度的局部動員相提並論。

但是這些政策都是朝著同方向前進的步伐。若想將高科技製造業重新遷回美國以便恢復美國喪失的高科技製造能力，並加快建設綠色基礎設施，必須將林肯所提的「局部動員」與「長期準備狀態」相結合。

此外，重建高科技製造能力和建設綠色基礎基礎設施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上游供應鏈瓶頸，因為關鍵的依存問題只有在實際操作時（尤其是遇挫時）才能顯現出來。幸運的是，這些新措施推出的時機正好是產業政策在經濟學領域重新獲得一定合法性的時候。長期以來，產業政策一直被經濟學家譏諷為試圖「挑選並扶植潛在贏家」的徒勞無果且浪費資源之舉。但今天，過去一些有效的產業政策實例被重新發現，並受到嚴謹地評估。

經濟學家朱哈茲（Réka Juhász）、萊恩（Nathan J. Lane）和羅德瑞克（Dani Rodrik）最近對相關文獻所做的一項調查研究，呼籲大家關注一系列被採用的方法，這些方法透過激勵措施改變競爭態勢（尤其是被認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產業的競爭態勢），誘導市場經濟出現結構性變化，而不是挑出特定企業作為「國家冠軍隊」。當然，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國國防部對數位革命所贊助的一切技術：這是一個把國家安全經濟學付諸實踐的極成功個案。

中觀經濟學

無論是戰爭期間的動員還是和平時期建設（或重建）先進的製造能力，能否成功都取決於複雜的供應鏈作業。但這個事實早被人遺忘（至少未受到足夠重視）。直到最近供應鏈受到的衝擊，才讓學術界、決策當局、其他人士開始關注介於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複雜、幾乎沒有人研究的 「中觀」（meso）領域。

微觀經濟學關注個體行為（包括企業、消費者、工人、投資者的行為），而宏觀經濟學研究的是統計總量的表現（如國內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但是，兩者之間的領域（中觀領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尤其是將中觀經濟作為經濟政策實施成效的動態背景。造成這個空白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大家過於簡單地相信市場可以提供最有效的解決方案，或者至少比腐敗的政治人物更值得信賴

一個經濟體為了追求效率而優化其結構，但其脆弱性也讓大家重視起中觀經濟這個領域。新冠疫情暴露了一個現象：長期致力於資本報酬最大化（為了股東和高管的利益），僅有極少的資金用於維持緩衝庫存或備用的二級來源（redundant secondary sources），而這些原本可以幫助吸收供應衝擊。由於這些投資帶來的系統性收益是正外部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ies，即對整體經濟有益，但對個別企業沒有直接好處），因此並不納入單個企業的考量範圍內。

此外，不理解供應鏈這個經濟系統相互關聯的結構，也會讓因應供應鏈系統性脆弱的努力打折。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迫切需要將經濟視為多個生產網絡構成的複雜系統，這些網絡根據需求和供給受到的具體衝擊而動態演變。

劍橋大學教授卡瓦略（Vasco Carvalho）和他的同事在2016年發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論文，追蹤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的 「波傳效應」（propagation effects），分析311大地震對整體經濟造成的衝擊。他們研究了「地震及其後續影響，如何向上下游的供應鏈傳播，進而影響受災企業的直接和間接供應商以及客戶」。研究團隊應用生產網絡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以便「將這些波傳效應納入考慮，估算地震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系列二之一）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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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Rise of Mesoeconom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