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阿米(Shlomo Ben-Ami)
●以色列前外交部長
●托雷多國際和平中心副總裁
在「歷史達到終點」之際,似乎會出現種族滅絕、族群清洗,以及部落主義和身份政治的大規模衝突與分裂。這些野蠻與暴力現象,以及誘發這些暴力現象的社會經濟緊張局勢,一次又一次摧毀了國家、帝國和國際政治。我們能從歷史汲取什麼教訓預防這些暴力現象?或是透過歷史殷鑑幫助陷入這些動亂的社會恢復秩序?
不同族群之間和平共存幾乎一直是帝國追求穩定的核心。正是鄂圖曼帝國的解體(而非該帝國鼎盛時期的統治能力)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現代土耳打開了種族滅絕行動的大門,導致這個解體帝國近200萬公民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基督徒、亞述人和希臘人。
例如,為了追求種族和宗教的純潔性,導致近代最殘酷的災難之一: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摧毀了鄂圖曼帝國最國際化的城市士麥那(Smyrna)。米爾頓(Giles Milton)的著作《失樂園:1922年的士麥那》(Paradise Lost: Smyrna 1922),生動描述了這個悲慘事件,包括十多萬人遭到屠殺,以及數百萬人無家可歸。
但正如牛津大學歷史學家羅根(Eugene Rogan)在他精彩的新作《大馬士革事件》(The Damascus Events: The 1860 Massacr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Ottoman World,暫譯)所言,大屠殺的起因往往更為複雜。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往往會過分強調族群和宗教緊張關係,卻忽視了潛在的社會和經濟因素。
隨著鄂圖曼帝國在19世紀中葉崩潰後,少數族群愈來愈強勢與自信,居住在現在黎巴嫩和敘利亞(大敘利亞地區)的少數族群就是其中之一。在距大馬士革約60英里的黎巴嫩山,基督教馬龍派教徒(Maronites)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都高於穆斯林為主的德魯茲人(Druze)。正如在敘利亞,基督徒的地位也高於穆斯林,這點一部分得歸功於西方列強的文化影響。
鄂圖曼當局則對法國和英國干預帝國事務深惡痛絕。雖然做出反擊,但並未全力以赴。不過在19世紀中葉,他們與德魯茲人合謀,對基督徒進行血腥鎮壓。事實上,正是1842年將黎巴嫩山一分為二,分為馬龍派省和德魯茲省,加劇了兩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1844年的血腥衝突和1860年的致命大火。
5月23日,黎巴嫩山爆發暴力衝突,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七千至一.一萬名基督徒遇害,數百個村莊和宗教機構被夷為平地。如果不是歐洲列強出面制止這場大屠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鄂圖曼—德魯茲聯手才導致血腥屠殺),死亡人數可能會更高。
黎巴嫩的暴力衝突勢必會蔓延到大敘利亞的其他地區,特別是大馬士革(羅根研究的重點),成千上萬的基督教徒逃往該城尋求庇護。實際上,1860年7月9日,大馬士革本地也發生大屠殺。在短短三天裡,該市的基督教區遭到血洗並被大火付之一炬。約5000人(約占該地基督教人口的 15%)被穆斯林鄰居和其他從附近村莊趕來的人屠殺。
羅根明確指出,雖然宗教肯定是造成緊張局勢的因素之一,但大馬士革「事件」(就像黎巴嫩暴力事件一樣)根本源頭在於社會經濟變革,而這主要是18世紀末歐洲列強開始對大敘利亞進行商業滲透所致。從1839年開始,一系列名為坦齊馬特(Tanzimat)的現代化改革(代表歐洲思想、旨在遏制鄂圖曼帝國內部各族裔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讓這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根據改革,鄂圖曼帝國宣布所有子民一律平等。但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基督徒(和猶太人)以前是二等公民,需要繳納特定的稅才能得到國家的保護,他們獲得解放顛覆了原有的「自然」秩序。若要這種顛覆既有秩序的平等政策能夠持續,唯有透過能促進所有人繁榮的「新政」才能持續下去。遺憾的是,鄂圖曼帝國當局直到 1860 年事件發生後才認識到這一點。
因此發生大屠殺之前的數年,穆斯林居民目睹基督教同胞的社會經濟狀況顯著改善,並發現到他們與西方思想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但穆斯林居民對西方思想則是抱持懷疑和蔑視的態度。爆發暴力衝突時,穆斯林暴徒攻擊了歐洲領事館,因為他們認為領事館應對坦齊馬特改革負責。他們還集中屠殺了大馬士革最富裕的基督徒社區巴布圖馬(Bāb Tūmā),倒是放過了工人階級為主的基督教社區,儘管總是有人辯稱,穆斯林暴徒只是在尋找更具價值的掠奪品。
羅根強調了另一個能夠導致(或防止)暴力的關鍵因素:誰是掌權者。在黎巴嫩山的德魯茲教徒和基督教馬龍派教徒爆發衝突時,大馬士革種族間的緊張局勢也幾乎不可避免,但在大馬士革總督艾哈邁德.帕夏(Ahmad Pasha )這位無能官員的領導下,這場潛伏的衝突升級到一觸即發。
羅根的說法突顯了族群間若存在緊張關係,偏偏又碰上領導層無能時,這種組合非常致命,尤其是在19世紀大馬士革這樣一個多元化的城市。但他也傳遞了希望和高尚人性的訊息,以及關於分裂社會仍有能力和解與重建的寶貴一課。
艾米爾.阿卜杜卡德(Emir Abdelkader)是一位宗教和軍事領袖,曾在十九世紀初抵抗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入侵。大家或許期待他在大馬士革定居後,會為穆斯林弟兄的解放而戰。然而,在1860年的大屠殺中,他卻領導了一次至關重要的干預行動,用自己的準軍事部隊(似乎由法國人提供武裝)拯救了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反觀帕夏卻把自己孤立在堡壘裡,對歐洲領事呼籲採取行動的請求置若罔聞)。
更廣泛地說,這些大屠殺動搖了鄂圖曼帝國的核心,暴露出帝國許多被壓抑和精心粉飾的弱點,但同時也刺激鄂圖曼當局進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與和解努力。這個長達數年的過程顯示,宗教差異並不妨礙族群共存。當每個人都能獲得更多的機會和愈來愈繁榮的生活,又有個有能力的領導人主政,社會和平終究能夠實現。(系列二之一)
(翻譯:張瑩,責任編輯:楊淑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natomy of a Massacr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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