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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講堂】全球資金解決人類危機綽綽有餘　難在如何互惠互利　　

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格倫尼（Jonathan Glennie） 2024年12月07日 07:00:00

政府不應該只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應該積極塑造市場，將投資引向可以造福社會和地球的領域。

~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價值經濟學教授　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全球合作研究院院長　格倫尼（Jonathan Glennie）

繼在哥倫比亞舉辦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COP16）和亞塞拜然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9）後，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十字路口。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不僅是山雨欲來的威脅而已，它們早已降臨，正在加劇社會不平等、經濟不穩定和環境惡化。

雖然這些問題影響到我們所有人，但情況卻失衡，始作俑者主要是富裕國家，而受到最嚴重打擊的卻是貧窮國家。當二十國集團（G20）領袖本周在里約熱內盧舉行會議時，需要謹記自己的國家製造出當前和過去約8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因而也應該至少承擔80%氣候行動的責任。正如專家小組向G20「全球動員對抗氣候變遷特別工作小組」所提出的建言，各國需要一個新的全球框架，以明確的氣候目標為指導原則，管理工業和金融政策。

考量到我們始終無法成功動員因應氣候相關挑戰的資金，這個新框架必須包含全球融資的新方法。若要解鎖因應氣候、生物多樣性和水危機所需的大量財政資源，我們需要健全的全球公共投資（global public investment，簡稱GPI）模式。

我們必須開始將國際合作視為是一項集體的努力，也就是所有國家以共同任務為依歸，共同受益、提出貢獻和做出決策。根據明確而宏大目標所制定的任務，可以提振公共和私人投資，也可以提供路線圖，讓我們克服一直以來阻撓我們的財務路障。

現有金融架構無力提供必要的氣候和生物多樣性融資，估計到2030年，每年所需金額將高達2.4兆美元。富裕國家的融資承諾一再跳票，而總體而言，氣候融資往往零散、不可預測，而且是由短期私人投資所主導，其優先考慮的是利潤，而非長期的環境穩定性。在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面臨高昂的借貸成本和不斷累積的債務，幾乎不可能投資自己的未來。

結果就是遲遲無所作為。如果沒有足夠的公共資金，就很難動員私人投資進行變革性計畫，例如重新造林以改善地景、保育珊瑚礁，或建立適應氣候變遷的基礎設施。富裕國家持續拖延，常常將氣候融資當成是慈善工作，而不是必要的投資。

任務性方法可改變現況　需應用「共同利益」框架

GPI型和任務型方法可以改變這種動態形勢。所謂的任務，是宏大的、闡述明確的，而其目標具有期限、要透過跨部門動員以解決具體的問題，其強調的是結果而非產出。這很適合用來因應未必具有預先定義或已知科技解決方案的挑戰。制定必要的解決方案需要採用從下而上的方法，以探索諸多選項，並且動員整個經濟體的創新、投資和夥伴關係。

任務型政策可以幫助我們將注意力和融資，從特定行業、科技或公司，轉向由公共部門所定義的共同挑戰。如此一來，在各行各業擁有潛在解決方案的各類企業，都可以為更廣泛的努力做出貢獻。舉例來說，政策制定者可能會發起一項任務，要在2040年將海洋塑膠污染減少90%；在2030年終結亞馬遜雨林的濫墾濫伐；或在2030年恢復至少30%遭破壞的森林和內陸水域生態系統。

南韓釜山11月舉行全期塑膠汙染危機談判，圖為11月29日公車站看板呼籲減少塑膠生產。（美聯社）

理想的做法是設定大膽、明確的目標，集中精力和資源來解決當代的最大挑戰，而非小規模而零碎的專案。政府不應該只是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應該積極塑造市場，將投資引向可以造福社會和地球的領域。但這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因此，在政策辯論中，我們需要應用新的「共同利益」框架，特別是在全球背景下。

為此，GPI型方法重新思考我們如何資助公共任務。在現今的體系中，國際金融大部分是受「捐助—受援者模式」所驅動。富裕國家決定要提供多少資金，而較貧窮國家必須競逐這些資金。這種體系會加劇權力失衡，讓發展中國家更難制定長期計畫。

GPI大大顛覆了上述模式。它不僅建議所有國家不分收入水平、都為氣候穩定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等全球公共財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它也讓所有國家參與關於資金應該投資在哪裡以及如何分配的決策，使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在資源配置方面擁有強大的發言權。

這種方法是基於三個原則。首先，所有國家都能從穩定的氣候和受保護的生態體系中受益。其二是所有國家都需要按自身能力做出貢獻，如此才會覺得這與各國切身相關。第三，所有國家都應該參與決策，這樣就不只有最富裕的國家可以控制資金的用途。

透過連結GPI型和任務型方法，我們可以解鎖實現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所需的資金。任務模式設定了大膽的目標，例如在十年內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半，同時GPI模式提供實現這個目標的財務框架，也就是一個建立在共同責任和互惠互利基礎上的系統。

氣候和生物多樣性危機的規模，常常被拿來與二戰後面臨的挑戰相提並論，當時美國資助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幫助重建了歐洲經濟。世界現在需要的是針對地球的馬歇爾計畫：國際協調一致努力，以動員解決當今時代生存威脅所需的資金、知識和科技。

全球的資金綽綽有餘；只是需要更妥善運用。光是公共開發銀行就管理22.4兆美元的資產（其中20.2兆美元屬於國家開發銀行）。如果多邊和國家開發銀行合作實現共同目標，將可提供我們更大規模動員私部門資金所需的經濟刺激。

這不僅僅是為了拯救地球，更關乎替人人創造一個更公平、更有韌性的世界。我們休戚與共，是展開行動的時刻了。

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是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價值經濟學教授，最近著作為《任務型經濟：改變資本主義的登月指南》（Mission Economy: A Moonshot Guide to Changing Capitalism，暫譯）。格倫尼（Jonathan Glennie）是全球合作研究院院長、智庫Global Nation聯合創辦人，近期著有《援助的未來：全球公共投資》（ The Future of Aid: Global Public Investment，暫譯）。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原標題為《How Global Public Investment Should Work》，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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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How Global Public Investment Should Work》，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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