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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論壇》後冷戰視角：柏林圍牆的倒塌　終結了西方社會民主契約

艾塞莫魯（Daron Acemoglu）    2019年11月21日 07:00:00

 

 

艾塞莫魯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顯然，30年前柏林圍牆（the Berlin Wall）的倒塌會改變一切，但這一改變對21世紀的世界政治的意涵，仍有待觀察。

 

1989年，蘇聯及整個共產主義讓數百萬人陷入了貧困，顯然在與西方經濟模式的競爭中敗下陣來，40多年來，冷戰在世界各地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在這些地方，衝突要比冷戰這個名字所表現出來的熱得多），也為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數十個國家的鎮壓、菁英掌權創造了藉口。

 

但後冷戰時代固然有諸多積極影響，也終結了西方社會民主契約：長期以來一直在保護工人和窮人的安全網、監管、全民公共服務、分散式稅收政策以及勞動力市場制度。

 

據政治學家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已故的朱特（Tony Judt）也引用），這一政策共識帶來了「有史以來所見的最大的進步」，它不但限制了也降低了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不平等性；也帶來了數十年的持續增長。

 

戰後時期的經濟增長來源於廣泛的競爭性市場，競爭性市場通過打破壟斷和強大企業集團的監管建立，經濟成長也依賴於對公共教育和政府撥款的創新的慷慨支持。

 

在此期間，高薪優質職缺的大量出現乃是勞動力市場制度的結果，在此制度的保護下，雇主無法對雇員施加過度權力；如果沒有這一約束，企業的工作條件將很差，工作薪水將很低。

 

社會民主在政治中也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

 

要不是掌握國家權力菁英受到挑戰，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國家計畫都不會發生，廣泛的政治參與是透過擴大公民權、深化民主流程的改革實現的，背後有強大的政黨（如瑞典工人黨）和工會的支持，並受到促使人們支持和捍衛民主的大同論觀點的推動。

 

從很多方面看，美國與它的西歐友邦沒有什麼區別。

 

縱觀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和戰後時期，它一直熱衷於破除信任，限制富人的政治影響力，同時建立政府經營的老人、殘疾人士退休基金（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和再分配稅收，並採取了各種扶貧措施。

 

儘管口頭上反社會主義，但它仍實施了美國特色的社會民主，這意味著社會安全網比其他國家要弱。

 

所有這些，如果脫離了共產主義，都無法理解。

 

畢竟，社會民主運動源自共產黨，其中許多（包括戰後德國的社會民主派和法國社會黨）直到20世紀60年代乃至80年代，才放棄社會主義敘事，在建立新勞動力市場制度、確保高品質公共服務、實現廣泛社會共識方面最為成功的政黨，如瑞典工人黨和英國工黨，往往會否認早前的馬克思主義，但它們的敘事與馬克思主義「表親們（cousins）」一模一樣。　

 

更重要的是，菁英本身也將社會民主契約作為防止共產主義革命的手段。

 

這一社會民主的反共模式推動了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二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締造者之一）等知識份子，以及從羅斯福、甘迺迪和詹森的美國政治領導人，類似地，共產主義（來自北韓）的威脅促使南韓領導人追求野心勃勃的土地改革和教育投資，容忍一定程度的工會活動，儘管他們希望將工資保持在低水準。

 

但當共產主義崩潰時（不管是作為經濟制度還是作為意識形態）社會民主也被釜底抽薪。突然間，社會民主面臨著發明一種同樣包容、新意識形態的需要，左翼措手不及，無法完成任務。與此同時，已佔優勢的右翼領導人將共產主義的崩潰解讀為一個圍堵社會民主、支援市場的訊號（和機會）。

 

但是，出於眾多理由，西方許多國家接受這一過程是個錯誤。

 

首先，它忽視了福利國家、勞動力市場制度和政府研發投資對於戰後經濟成長的作用，其次，它沒有遇見解散社會民主制度會削弱民主本身，進一步賦權給在任政客和富人（他們在此過程中變得更加富裕了）。第三，它忽略了兩次大戰間的教訓，當時，缺少廣泛的經濟機會和強大的安全網為左翼和右翼極端主義的崛起奠定了條件。

 

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可能構想了一個市場更有效、官僚控制更少的世界，但他們所發起的政治革命「養成（culminated）」了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當總統，以及英國強森（Boris Johnson）擔任首相。

 

社會民主契約現在需要根據21世紀重新制定。

 

在這方面，人類需要認識發達經濟體所面臨的問題，從不受控制的去監管化和金融胡作非為一直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自動化（automation）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世界還需要構建夠廣泛的新政治聯盟，納入產業工人，仍是全體人口中政治最活躍的群體，即便數量已有所下降。

 

但最重要的是，人類必須認識到，削減大公司的權利、提供全民公共服務（包括醫療和高品質教育）、保護工人和防止低薪水高風險就業，以及研發投資等政策不僅僅應該根據經濟結果來評估。

 

它們是社會民主工程的基礎，也是繁榮與穩定的社會的基礎。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nd Social Democra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柏林圍牆 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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