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拉曼尼
● 印度前首席經濟顧問
●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訪問講師
新冠病毒危機預示著三個分水嶺:歐洲整合計劃的終結,一個團結而有能力的美國的終結,以及中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社會契約的終結。
結果是,疫情將從內部削弱這三個強權領導全球的能力。
從歐洲開始。與 2010 年至 2012 年的歐債危機一樣,歐元區如今的斷層線貫穿整個義大利。由於多年經濟活力後的疲乏和財政的脆弱性,義大利的問題龐大到歐洲沒有辦法解救,卻也承擔不起任其衰敗。
疫情期間,義大利人感覺自己在存亡之際被歐洲盟友拋棄了,而為民粹型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機。在貝加莫 (Bergamo),因新冠病毒去世的人被裝在屍袋裡,在沒有人陪伴下由軍方送走下葬。這些畫面將長久地烙在義大利人的心中。
與此同時,在討論如何幫助受疫情打擊的成員國時,歐盟裡技術官僚領政的、鴕鳥般的精英們陷入了對於應變機構的空談,從歐洲央行 (ECB)、歐洲穩定機制 (ESM)、直接貨幣交易 (OMT)、多年度財務架構 (MFF) 到疫情緊急購債計畫 (PEPP),這些已成為了他們的預設語言。
歐洲領導人已亂了步調,從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3月的失言 (當她說歐洲央行不會縮減成員國間借貸成本的利差時)、債務共同化及新冠病毒救助資金的爭論、到最新協議中勉強的漸進主義 (incrementalism)。
即使做出了有限度的進展,德國的財政保守傳統也必定會降低整合的可能性。最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針對歐洲央行的判決就證明了這點。
假設,這似乎也很有可能,歐盟核心國家經濟體成功地從危機中復甦,而歐元區外圍國家的經濟體則步履蹣跚。沒有一個政治整合計畫能夠在這樣一種狀態中幸存下來:永久的二等國家,在繁榮時期無法分享鄰國的繁榮,在災難來襲時只能自生自滅。
與此同時,美國的衰退也被預測了很久,但都沒人相信。
早在新冠病毒病危機前,美國重要機構就已出現衰敗的跡象:川普 (Donald Trump) 不被監督的總統大位、傑利蠑螈劃分下產生的國會、政治化的最高法院、支離破碎的聯邦制、以及被控制的監管機構 (美聯儲是一個傑出的例外)。
然而,許多看到衰敗的美國人拒絕接受這個事實。他們仍未放棄相信,美國的非國家機構和其潛在力量(包括大學、媒體、創業精神、科技實力、及美元在全球的主宰地位),提供了美國維持其霸主地位所需的韌性。
但到目前為止,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最差,儘管美國人口總數不及世界總人口的5%,但目前美國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各佔了全球的32%及24%。
也因此,美國的信譽和全球領導地位接連不斷地受到了打擊,從帝國主義式的過度干預 (伊拉克戰爭)、被操縱的經濟體系 (全球金融危機)、政治失靈 (川普政府),到如今抗疫的無能。
即使這些打擊累積起來還不算致命,但是卻具毀滅性。
而這些病徵又源自於美國社會根深蒂固且惡性的兩極分化,的確,川普現在正在煽動他的支持者製造動亂,到了( 2020年)11月,就連舉行自由、公正選舉的基本民主標準也可能遭到藐視。
當然,如果認為美國在處理新冠疫情所遭遇的失敗會直接威脅到美國的民主或國家地位,那將是危言聳聽且為時過早的,但在這種時候,頑固地堅持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似乎是一種危險的否認主義(denialism)。
最後,還有中國。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國的繁榮就建立在一個不明言卻簡單的協議上:公民在政治上保持沈默、接受對自由的限制,而在中國共產黨鐵腕領導下的國家將確保秩序穩定和日益繁榮。
但是,新冠病毒危機從兩個方面威脅著這一重大協議。
首先,中國當局最初對大流行的糟糕處理,尤其是對武漢疫情爆發真相災難性的隱瞞,令當局的合法性和能力受到質疑。畢竟,如果國家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安全,包括生命本身,那麽此社會契約就不再有吸引力了。
中國的真實死亡人數肯定比官方承認的還多,且最終會浮出水面,就如中國與開放的台灣和香港防疫典範間形成的鮮明對比。
再來,疫情可能導致貿易、投資和金融的外部緊縮,如果世界因此而去全球化 (deglobalize),其他國家一定會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從而減少該國的貿易機會。
同樣,更多的中國企業將被禁止在海外投資,而不僅僅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例如印度最近發出的警訊。中國通過建設亞洲到歐洲貿易和通訊基礎設施來提升其軟實力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正面臨瓦解的風險,因為受疫情肆虐的較貧窮參與國開始拖欠巨額的貸款。
因此,新冠病毒危機可能會損害中國的長期經濟前景。
廣大的內部不滿情緒已然出現,儘管外部上沒那麽明顯,國內不太可能出現動亂,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會比現在更有效且無情地加大壓迫力度,但對普通中國公民來說,當前的社會契約似乎愈加猶如浮士德(Faustian)般的與魔鬼交易。
掌握資源是獲得權力的先決條件。
但是,正如國際關係理論提醒人們的,要將權力投射到海外需要國家內部的凝聚力和團結,一個脆弱、支離破碎的社會,無論多麽富裕都無法發揮戰略影響力或成為國際領導者,那些不再值得被效仿的社會也無法做到這一點。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一直生活在一個由美國和中國領導的G-minus-2的世界。
這兩個國家都在提供全球「公共不良財」(public “bads”),例如貿易戰和國際機構的衰落,而非穩定、開放市場和金融的「公共財」(public goods)。
新冠病毒危機進一步削弱了世界主要大國的內部凝聚力,可能讓世界更加群龍無首、不穩定、並具衝突傾向。面臨如此黯淡的地緣政治,歐洲、美國和中國似乎是「唯三」的結局走向。
(翻譯:王林祥,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The Threat of Enfeebled Great Power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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