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蒂斯塔(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執行董事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前副行長
魏德(Robert H. Wade)
倫敦經濟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教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運作超過80年,但其決策機制仍反映了創立之初的西方殖民主義時代。雖然幾乎所有的主權國家都在其治理結構中擁有正式代表權,但實際上,是由佔全球人口15%西方國家小集團發號施令。
然而世界在過去幾十年已漸趨「多極化」形勢,且中國與許多開發中國家建立的「基礎建設同盟」(infrastructure alliances),正挑戰著美國長期以來的霸權地位。在逐漸深化的新冷戰中,儘管美中在經濟上高度相互依賴(這點和與蘇聯的冷戰有本質上的差異),美國正竭盡全力「遏制」中國。
美國和歐洲各國,決心在諸如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富影響力的國際組織保有主導地位,並將它們用作地緣政治工具。順從他們意願的國家會獲得獎勵,而抵制或反對的國家,就算願意且能夠推行強健的宏觀經濟穩定和結構性調整計畫,將難以獲得財政支持。
舉例來說,在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IMF發給烏克蘭非常慷慨的融資,許多人覺得這過分寬厚。同樣地,阿根廷在IMF的一系列的寬容下受惠良多。而IMF扣留對與西方敵對的國家的援助,公開資訊十分稀少,因為這些提案從沒有送到理事會,而是在檯面下決定。而這些國家害怕有損自己在金融市場的地位,也沒有動機公開談論這個問題。敘利亞、委內瑞拉和馬利(在他們把法國驅逐後)的援助最近都被拒絕(今年與馬利達成的人員協議尚未被批准)。
這些趨勢的長期結果是,IMF的決策偏離了已開發國家試圖維持IMF全球地位的訴求。在宣揚普世原則數十年後,IMF的合法性現在岌岌可危。
為了使代表性不足的國家參與,IMF必須減少一個國家(或一組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權重」,以及其在治理結構中的相對權重之間的失衡。當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中國在全球GDP中佔的(大)比重與在IMF內擁有(小)配額有巨大差距,配額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投票權以及特別提款權(SDR)(IMF的國際儲備資產)的分配。雖然到了2024年,中國預估在全球GDP佔比19%(以購買力平價計),但自2010年第14次配額總審查以來,其配額(投票權配額)一直維持在6.4%。儘管依照IMF現在的公式,其計算出來的配額應該是14%。
雖然這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是從GDP配額來看,整個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EMDCs)的代表性也被低估。如果這個不平衡被糾正後,中國和EMDCs的影響力會大幅增加,而特別是歐洲國家的影響力將會相對減少。屆時,有鑑於美國人和歐洲人可以行使否決權,更大的問題是如何取得新的平衡。如果美國和歐洲把中國視為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的存在性威脅,那他們為什麼要讓中國在這個他們已控制80年的組織擁有主導權?
事實上,美國和歐洲官員們都不能準確說明什麼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個概念的定義模糊,來自中國的「存在性威脅」也是如此。這兩種說法是西方執政聯盟的黏合劑,現在採用的形式就是「阻止中國」計畫。就像布魯諾(Giordano Bruno))於1600年被處以火刑時所說的:「要求權力自我改革,太天真了!」
最重要的變數是配額。一個國家的配額決定了它必須貢獻多少IMF資本基礎、向基金融資的上限,以及在執行董事會的票數。因為鮮少有正式的投票,主席(幾乎都是常務董事或副常務董事)會舉辦「類會議」,而其所做的評估不可避免會受到董事會投票分配不均影響。
而根據所謂的沉默原則,那些沒有對管理層提出反對(或是棄權)的國家會被視為贊成。因此,儘管有些評論指出改變投票分配不會帶來太多改變,但事實是,足夠重大的重新分配會使董事會的決定截然不同。
在IMF決定每個國家計算配額的公式中,GDP(60%由市場匯率,40%由購買力平價匯率評估)決定了50%的權重,對全球經濟開放性及經濟變異(波動)的分數佔了45%,剩下的5%是國際儲備(再乘上壓縮係數,以利於較小的國家)。
開放性和波動性佔有巨大權重,讓配額分配朝利於已開發國家的方向傾斜。董事會裡的EMDCs長久以來敦促改革,增加GDP的權重(特別是根據PPP衡量)並降低開放性和波動性的權重,但沒有成功。此外,實際的配額可依特殊狀況調整,使之和計算出來的份額有所差異,但調整的方式沒有被明確規範。因此,每次配額審查的分配結果皆不同。
在第14次配額檢查時,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EMDCs試圖增加配額,且歐洲成員國同意在共有24個席位的董事會中放棄2個席位。雖然這些改變在當時被視為具有前瞻性,但現在有三點需要澄清。首先,考慮到中國在全球GDP中所佔的比例,其代表性仍然嚴重不足。第二,美國國會拒絕核准配額變更,一直拖到2015年。第三,西方歐洲成員國想方設法確保他們放棄的兩個席位會給予東歐的EMDCs,使歐洲仍擁有同樣的代表權。
然而,和過去20年的配額審查相比,2010年的審查、2008年的配額及話語權改革,對代表性不足的國家做出微小但有意義的改變,這仍有相對性的成功。這也顯示了表面上技術性的配額分配工作,其實和地緣政治息息相關。
畢竟,EMDCs能獲得微小好處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北大西洋集團仍在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恢復,不好抱著慣有的傲慢態度拒絕提案。第二,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在北大西洋世界造成裂痕,暗示美國更支持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和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國家領導的各種多邊倡議。
在第14次審查後,就沒有再出現類似這兩個因素的情況。2017年的第15次審查試圖更改配額公式,使GDP佔有更大的權重,但徒勞無功。在2023年12月的第16次審查中又再次嘗試,但是針對公式的任何更改,或是針對各國如何影響IMF決策的其他決定性因素,都沒有達成共識。
雖然執行董事們同意「等比例」增加50%的整體配額,但不同國家的分配仍然維持原狀。這個改變還伴隨了向成員國借款的相對應的「回滾」,使國際貨幣基金的總貸款能力(配額加上借款)維持不變。更有希望的是,最新的審查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了第3個執行董事職位,使董事會規模達到25個席位。 45個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員國現在將分為3個選區。(系列二之一)
(翻譯:陳品豪 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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