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納斯(Mauricio Cárdenas)
●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級訪問研究學者
就像一代人終究要讓位給下一代人一樣,新一代全球挑戰也將取代原有全球挑戰的位置,百年一遇的2019年新冠疫情並非唯一的例子。由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極端天氣事件,正產生災難性後果。資訊技術和資料有時會被惡意利用,或用於網路戰。即便是今天飛漲的糧食價格和日趨嚴重的全球饑餓,也可以被歸咎為開源技術未能有效推廣。
我們似乎生活在永久的危險狀態中,危機已不再是僅僅影響少部分人的尾部風險事件,它們更頻繁且相互依存,加上它們能跨越國家邊界,因此有可能同時影響所有人。此外,它們牽扯到如此多的外部因素,以至於市場和國家政府都沒有足夠的動力來解決它們。
能否解決上述問題取決於能否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但目前的國際體系無法足量提供。例如,我們必須在疫情防範和應對、抑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領域進行大規模的統一投資,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憑一己之力解決當前的危機,遑論預防新危機的爆發。
重新思考多邊主義的運作方式勢在必行。戰後國際金融架構旨在支援國家政府,以便它們可以提供國家公共產品。但構思能跨越國界提供公共產品的新機構,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當前危機的相互重疊為建立全新框架提供更加有力的理由。洪水和乾旱等極端天氣事件頻發,使傳染性疾病和水傳播疾病爆發的風險大增。平均氣溫升高以及降雨模式改變正降低主糧作物的潛在產量(例如,玉米產量減少6%),而對身體健康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糧食安全。2010年到2019年,全球陸地表面在任一月份發生極端旱災的比率高達22%,超過1950年到1999年期間的13%。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1990年代末的亞洲和拉美金融危機等突發事件,其本質均具有經濟屬性,究其原因是金融風險的過度累積。當時央行總裁和財政部長握有解決方案,他們引入全新的金融法規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試圖刺激就業和產出。
而當今的危機相互依存且在範圍上真正具有全球性,因此,可能造成的影響比以前大得多。不同的是,解決方法不再完全取決於國家經濟當局的能力。要有效解決上述問題需要各國政府積極領導並採取行動,擬成立的全球健康威脅委員會是這種方法的實例,早期發現疫情威脅,研發針對已知病原體的群體免疫即是非競爭性及非排他性全球公共產品的典型案例。
但個別國家納稅人缺少動力提供能使全球受益的公共產品。此外,我們也不能指望官方發展援助(ODA)或慈善團體來完成這項任務。原有的援助金額根本就與需求不符。去年官方發展援助總額達到1800億美元,而私人捐助機構則提供幾十億美元的額外援助。但全球公共產品需求則需要數兆美元才能滿足。此外,援助預算太過週期性,而且其首要任務也是不斷變化。但看似緊迫且具有政治吸引力的事務,不見得就是重要的事務,後者才應當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關注重點。
這解釋了我們為什麼需要引入全新多邊體系的理由。理想狀況下,該體系的主要因素應當反映提供國家公共產品所需的工具:包括稅收、激勵措施和問責制度。
由於全球公共產品需要巨額穩定融資,所以我們應當關注建設全球財政能力,並以支付能力為基礎提供統一資助。當然,同時還需要國家層面的領導,以確保跨政府和跨部門採取充分的對策。
正確激勵納稅人及各國政府採取行動並非易事。但絕大多數政府都很重視國際貨幣基金依據第4條規則所定期舉行的磋商,評估它們如何應對氣候及疫情風險將是好的開始。同樣,信用評級機構應當拓展其賴以評估政府和企業風險的方法。
世界並未做好準備應對新一代危機。當危機來襲時,與其僅關注某特定領域的不足之處,其實更需要瞭解,我們為什麼完全不擅長提供應對全新危機所需的全球公共產品。除非我們能解決上述問題,否則特定問題將不斷出現,例如,假設明天將再爆發新的疫情危機,那麼我們或許不會比2019年新冠疫情應對得更好。
當前的氣候、衛生和糧食危機應當促使應對此類威脅所需的全球合作,如果它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必須詢問什麼才能做到。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楊淑華)
(原標題為《Today’s Crises Are Different 》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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