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永續視角:市場不完美 人類需要更多經濟學家

法莫(Roger E.A. Farmer)    2019年10月19日 07:00:00

 

法莫

 

●英國華威大學經濟學教授

●英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著有《實現共同富裕》

 

 

阿波包恩(Binyamin Appelbaum)近期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評論中將美國日漸提升的不平等歸咎於經濟學者。他引用了曾將政策制定者的關注點從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轉移到經濟成長問題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等人的作品。

 

阿波包恩也引用了數據資料,指出近年來因為經濟弱勢族群間高比例的藥物濫用和自殺問題,美國預期壽命已經下降

 

但是經濟學者並沒有忽略不平等(inequality)的問題——絕對沒有。

 

過去十年來,不平等已經是經濟學核心的研究主題,並且進入了美國的公共論述領域。這得要多虧普林斯頓(Princeton)的凱絲(Anne Case)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震撼性的研究

 

更甚者,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與物理學領域的其他學者間合作日增,這是我透過在英國(the United Kingdom)國立經濟與社會學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的「重建總體經濟學(Rebuilding Macroeconomics)」計畫,積極支持的研究途徑。

 

對於像阿波包恩這樣的批評者,經濟學者不應該採取敵視的態度。

 

經濟學者當然不是全知的,但來自這門令人沮喪的科學(the dismal science)的見解已多次證實他們的價值,尤其是提倡繁榮的市場導向政策。

 

1980年代,當我開始在總體經濟學領域(macroeconomics)的研究時,整個領域還以凱因斯模型(Keynesian models)為主。當時我們探討的問題現在又捲土重來:是什麼導致了經濟週期(business cycles)?在失業率(unemployment)和通貨膨脹(inflation)間有沒有折衷方案?我們如何設計出可以提升經濟表現並預防經濟衰退(recession)的政策?

 

但在1980年代後期到2008年的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的20年間,總體經濟學者將他們的注意力從經濟週期轉移到了經濟成長上。

 

盧卡斯等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們正是這個轉移的重要原因。

 

我仍然記得1980年代中期,美國國立經濟研究辦公室(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夏季會議中的竊竊私語,說著「盧卡斯正致力於研究發展議題。」

 

當時是難以想像的:數理經濟學者(mathematical economists)和經濟學理論學者(economic theorists)蔚為主流,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在領域的體面程度上則被遠遠地拋在後頭。

 

然而,1988年一篇了不起的文章中,盧卡斯強調了解香港(Hong Kong)、新加坡(Singapore)、南韓(South Korea)和台灣的經濟為何在1980年代遠遠超過30年前發展程度相近的其他國家的重要性。

 

「這類問題中蘊涵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完全令人難以置信,」盧卡斯寫道。「一旦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很難再去想其他。」1988的那篇文章對於改變日後數位年輕經濟學者的研究興趣起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儘管我並不總是同意芝加哥學派的同僚們,但他們主張以市場導向政策作為刺激增長的手段是正確的。市場並不是完美的,但是一種根據個人眼光和努力提供不同回報的獎勵制度,比任何其他已知的社會組織形式更有效地使人們擺脫貧困—正如牛津大學羅瑟(Max Roser)和歐替茲—歐斯披那(Esteban Ortiz-Ospina)提出的表格所示,整體的進步確實使眾人都獲利。

 

如果減少不平等是重中之重,那麼答案可能就是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capitalist market economies)向社會主義(socialist)或共產主義體制(communist systems)轉變。正如馬克思(Karl Marx)曾主張的:「從依照才能分配到依照需求分配。」但這種方法在20世紀已經被嘗試過,特別是在蘇聯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兩種方法的結果都令人震驚。將不平等和其他因快速全球化(globalization)而引起的問題歸咎於市場制度可能反而走上了回頭路。

 

因為如今這種不平等現象重新出現,市場資本主義在20世紀初期也被認為注定要失敗。

 

然而,要說其滅絕,則與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死訊一樣,是大大地被誇張了,市場的彈性反映在它們解決棘手社會問題的效率,在隨著政策制定者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改變著的政治、制度約束下運作。

 

舉例來說,1980年代對資本市場的過度放鬆管制(deregulation)。

 

僅管放鬆管制確實導致了巨大的收穫,總的來說也確實減少了不平等,而非加劇,但這些收益流向了西方的城市精英以及中國和印度的鄉村農民,正如我在《全民繁榮》(Prosperity for All)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肯定有一個更好的制度設計可以保留2個世紀以來的民主進展。

 

在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民主國家發展了允許工人和中產階級公民分享市場利益的政治權利體系,但是,全球資本流動壓倒了民主國家為公民保留市場交易利益的能力,並逐步侵蝕了這些權利。

 

解決方案不是擺脫自由市場,而是重新設計體制,為了做到這一點,吾人並非需要更少的經濟學家;我們需要更多。

 

 

(翻譯:翁儷庭,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y We Need More Economist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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